与此相应的是，世界各国就大数据开始部署相关政策。2012年3月，美国政府就已经启动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创新计划”，随后，6个部门拨款两亿美元，争取增加100倍的分析能力从各种语言的文本中抽取信息。报告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继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之后，大数据已成为信息科技关注的重点。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在此方面的布局几近空白，报告也因此建议“急需尽快部署”。具体来说，报告称中国需要建设一个符合这一新型科研活动范式的国家公共创新平台，尤其是一个国家级基础数据资源库，即一个包括生物数据库、人群和临床样本库及电子健康档案库等跨学科跨领域的国家科技资源体系。
历史的启示：科技革命中的人才主要是本土培养的
这些科技发展新态势，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即科学家和发明家。报告的专论部分提到，科技革命总是涌现出许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与发明家，以及呈现出“群星灿烂”的生动景象。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在50岁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发现或发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生过科技革命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或地区，科学家和发明家主要是在本土培养的，即内生为主。这一点在不少报告的撰写者看来“十分值得参考”。俄国就曾吸取这一经验，该国在18世纪主要依赖引进西欧优秀科学家，后来则主要靠本土培养的人才。在前苏联时期，该国就培养出了科罗廖夫这样国际一流的航空航天专家。
与此同时，如何吸引他国优秀人才也是各国政府操心的大事。二战后，美国人才的聚集和德国科学家的流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报告称，美国是在人才全球竞争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它曾吸纳被德国纳粹迫害、排斥的优秀科学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吸引大量的优秀“学苗”及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
毋庸置疑，优秀人才容易流向发展机会多且条件好的发达国家，后发国家在人才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其科技发展主要靠内生的人才，并尽可能吸引国际人才。
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人才培养环境和创新环境的改善。报告给出了一个反面案例，前苏联李森科借用教条的意识形态，打击西方学派的遗传学家，束缚了科学探索的创造力。这一历史细节一直为科学研究者所介怀。该报告研究组还专门将其收录到报告中，以此强调文化环境对科技的重要性。报告称，“在思想被禁锢的环境里，工业化未必能带来科学的健康发展。”
就中国而言，报告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创新能力弱，在科学方面过于重“工具”而轻“精神”。具体来说，在重要科学方向上基本处于前沿跟踪的水平，真正由中国人率先提出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寥寥无几；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的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布局薄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未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再次被报告提及，报告称，“中国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是很大的教育问题，而这不仅是大学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都贯穿着“灌输-应试”培养模式，在一些领域盛行尊崇权威与教条的风气。
报告的落脚点还是放到了“改革”上，解“近忧”的同时须有“远虑”。这200多位专家给出一个大胆的出路，“要进行像一百年前‘废科举’那种力度的教育改革，尝试科学与教育更加结合、技术与经济更加结合的体制。”
有意思的是，“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科院开展10年的“知识创新工程2020”规划将告一段落，而中央也提出要在这一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用白春礼的话说，“这两把尺子重叠在一起是不谋而合”。他也表示，面对新科技革命时，中国科研机构必须在人才培养上“多花心思”。（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