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代表作《国富论》的诸多章节就是在不列颠咖啡馆（British Coffee House）撰写的，那里是有名的苏格兰知识分子集会地，亚当·斯密就是在那群人中传阅本书稿，请他们讨论。
毫无疑问，有的时间的确是在咖啡馆浪费掉。但是瑕不掩瑜，咖啡馆提供了一种生气勃勃的社会以及知性环境，这种环境产生出的创新机制塑造了现代世界。所以咖啡馆依旧保留具有合作以及社交功能的饮品，绝非巧合。
现在咖啡馆的精神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获得重生。它们也是对所有访问者敞开门户，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相识、辩论，和朋友、陌生人分享资讯，建立新联系，产生新思想。这样的对话或许完全可视的，无法听到，但是它们改变现实世界的潜力巨大。
尽管有的老板把在工作的时候使用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嘲笑成“社交不工作”（social notworking），但是更多富有远见的公司正在向社交网络企业“投怀送抱”，以求促进合作——而后者本质上就是不同版本的Facebook——并发现未被赏识的天才，了解对自己雇员间传播的消息，减免邮件的使用。McKinsey & Company这家咨询公司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公司内部使用社交网络能够将“知识工人”的效率提高20%~25%。
同时，社交网络应用到教育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研究表示学生在和其他学习者交流互动的时候能够提高学习效率。OpenWorm是先锋性计算机生物学项目，它从一条微博开始，现在凭借谷歌环聊（Google Hangouts）影响全世界的共同研究者。
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总要有段调整期。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是几年——科技常常会因为打乱现有行事方式而遭受批评。但是咖啡馆给我们的经验则是，当下对社交网络危害的恐惧未免杞人忧天。这种传媒可谓历史悠久：例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使用过小册子，这段历史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增添了新的寓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流行的讽刺诗和中国的微博则有几分殊途同归的味道。
我们可以吐槽新技术引发的问题，但却能够在历史中学到更多。
Tom Standage is the digital editor at The Economist and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Writing on the Wall: Social Media — The First 2,000 Years.”
译者： wship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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