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大数据文摘”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
2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学召开了一场以“开放政府数据”为题的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冯慧玲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会见与会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杰做了题为“数据共享——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的精彩演讲。以下文字摘自李院士演讲。
本来是重点讲一些怎样评价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数据开放做的好不好的标准，后来想一下这个问题还是第二位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理念问题。
我们国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个提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提法是很高贵的，以前很少用这样的话来写我们的目标。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字是“治理”，这个“治理”是很多搞管理的同志都讨论过的，和过去讲的治国啊、统治啊、管理都有联系，但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里的“治理”是强调多元主体的管理，民主的，参与式、互动式的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不一定是从上到下单线的管理，所以国家管理者、广大群众、各组织、各单位都是主体之一，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从过去单向的从上到下管理变成各个方向协调的治理。所以作为国家的治理者之一，作为政府的官员们应该具备大数据的思维方式，现在讲的比较多的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计算思维等等，都是一些新的思维和理念。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预测民众的下一步公共服务需求，以便提供更加智能与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务，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一份行业报告显示，英国政府通过高效的使用公共大数据的技术每年可以节省330亿英镑，相当域英国人每人每年节省500英镑（约每人每年节约5000人民币）。
另一件事也很惊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去交流。清华让他们分析中国政府管的那些事儿。然后问肯尼迪学院的学生“你们猜猜中国中央政府有多少官员？”有人猜200万，很多人猜400万，还有人猜1000万。实际上我们国家中央政府才5万人！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些人不是小学生中学生，他们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些事需要几百万一千万人来管理。五万人管，不是说我们效率高，而是说很多该管的事情没管起来，政府治理不到位。治大国要有大智慧，智慧来源应该是数据，而不是主观臆断。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大数据时代数据也不仅仅是工具，也是战略，也是世界观，也是文化。大数据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特别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变革。今天发布的新书《智慧政府》里面就有这句话，我附和下这个观点。
人是数据总和的概念。大家知道现在谷歌这个公司，还有瑞士的公司，他们现在招人，基本上不需要你填简历表。因为他们从你的平时参加什么会，交流什么情况，他从网上都可以搜索到你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把你这个人的水平、在什么档次上，就刻画出来了。他有一个虚拟的人才库。所以他需要招什么人的时候，都去这个库里去找。在大数据时代，在数据构成的世界，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数据表示，人是相关数据的总和。
每种数据来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融合集成各方面的原始数据（所谓“带毛”的数据），才能反应事物的全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隐藏在元素数据的相互关联之中。这就是相关数据的总和，各方的关系都能反映出来。不同的数据可能角度不同，但是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情。政府的数据可能更客观事实，网上的数据可能是主观的民意。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数据可以反映不同的互补信息，增加了解。这就是大数据它的作用，它是集成各方面的信息。
我早年和钱老（注：钱学森）有过接触，钱老提倡“大成智慧学”，把这个翻译成Wisdom in Cyberspace，90年代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翻译的。“必集大成，才得智慧”，一定要集。有了数据、信息，才能出智慧。必须是很多很多数据。大数据并不是说数据量很大就行，而是说各方面的数据，种类很多，很杂，在一起，总量很大，才叫大数据。所以这个不同数据是个复杂系统。大数据在复杂系统中看起来大多是些“零金碎玉”没什么逻辑，很杂乱的，它不一定能用现在的科学技术能够解释，所以有些东西属于钱老讲的前沿科学，大数据现在还是个不成熟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