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上所述，阿里的大数据已经事关国家安全——尤其在云计算的技术支持下，阿里的大数据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更加密切。
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阿里掌门人的马云，不仅仅是一家跨国企业的掌门人，也是一个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数据库掌门人——处在这样的位置一味地谈数据分享，谈数据分享后的经济利益，这对他国是福音，对中国却是灾难。
说阿里是一个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数据库并不为过。马云就曾宣称21世纪阿里要作一个伟大的数据公司。
今天阿里的大数据与中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是建立在阿里的数据覆盖面和数据累积深度的基础之上的。
目前，阿里旗下淘宝的注册用户就接近5亿，从而支撑起阿里的消费者数据、制造业数据和供货商数据。
至2013年底，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实名用户已近3亿（其注册账户早在2012年底即已突 破8亿），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商；而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创立仅一年的余额宝用户已超过一亿，差不多是股市开市20多年后的中国股民的两倍，支付宝和余额宝共同支撑起阿里的金融数据。
马云说其未来的进军领域是医疗和文化事业，届时又会形成阿里关于中国人的体质健康生理数据和心理意识数据。
这些数据通过云计算进行挖掘之后，其对国家安全的价值会远远超国家保密局所保密的信息价值。
在此，应真诚感谢马云和他的管理团队，其极富创意的合伙人制度使阿里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作为大股东二股东的日美资本排除于阿里大数据的管理权之外。
但在美国复杂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这种合伙人制度与代表公司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的角力究竟会鹿死谁手，现在恐怕没有谁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马云及其合伙人能否始终掌控着阿里大数据的管理权，绝对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阿里是中国企业的荣耀——尽管阿里是外资控股，其注册地也不属于中国，但阿里的成功是中国管理者的成功，是中国商人智慧、勇气及创造力的展现。
阿里的大数据及云计算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不是阿里的错，更不是马云的错，而是数据时代的时势使然。
但如果看不到这种冲击，或者不能为这种冲击预先做好防范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公共管理者就有失职守。
如果真是这样，今天为阿里的成功上市而喝彩的中国人，早晚会意识到自己就像一个为自己的插标卖首而鼓掌的傻瓜。
本文作者刘太刚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