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科学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试图借助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法对各国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对外交决策过程及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①。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限制，学者们在对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科学分析时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当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和信息的存储设备的容量都非常缓慢与狭小，另外更是缺乏今天非常普遍使用的计算机外围设备、互联网络以及移动网络②。这个瓶颈导致基于科学行为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行性，它无法在外交决策实践中提供可靠的指南。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科学技术开始发力，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技术浪潮席卷全球，它与全球化浪潮同步发生，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在步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时代隐然出现。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决策模式。在建国后六十多年里，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经过实践检验具有非常明显的长处和优势。然而，时代在前进，其他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地改进其外交决策方法，提高国家竞争力。如果中国对外交决策国际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度，依然沉湎于自身的优势，未能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改造现有的外交决策模式，那么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入后手，重新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为此，本文围绕着大数据时代下中国外交决策技术变革这个主题，从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模式面临的挑战、当前外交决策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以及如何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外交决策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而对大数据时代中国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方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一、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面临的冲击
大数据时代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学者高度评价大数据技术的划时代影响，认为它给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的大数据不过是统计学的另类表达，其影响力不宜夸大。其实，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当前仍然处于信息社会，而大数据时代标志着信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计算机技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当这个令人惊叹的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运用时，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场大变革③。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从事农林牧副业和矿业，他们的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在工业社会，机器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经过技术改造、组织严密的世界里，从事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因而创造了超过以往历史总和的巨大财富④。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并向信息社会过渡。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与物质、能源一起构成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在以往时代，力量主要由暴力和财富构成，武器和金钱是统治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但在信息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⑤
然而即使进入了信息社会，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依然日新月异，不停地给人类带来惊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主要从三个维度发展：一是硬件技术。根据摩尔定律，每块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现在笔记本电脑变得更为小巧玲珑，出现了携带方便、功能多样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存储设备也变得更为廉价。1TB的移动硬盘已经降至千元人民币之下，它可以储存将近一百万张照片，将近一千部高清电影，两百万本数字化图书和三万多部扫描书籍。
硬件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第二个维度。互联网络把现实世界的数字孤岛汇合成网络海洋，从简单的人类沟通变成与现实世界一样丰富精彩的虚拟世界。另外，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的无线射频技术（RFID）⑥与传感器、通讯技术、人体穿戴设备和云计算等一起实现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了物联网。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工程师们正在设法创立智慧城市，一种具有智慧功能的数字化城市形态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