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战略竞争新对手逐步增加。二战之前，由于大国争夺世界或地区霸权，时常发生大国吞并弱小国家的现象；二战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际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较之战前有很大的提高。战后独立的100多个新兴国家基本上都能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尽管一些列强偶尔也会使用武力侵犯弱小国家，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在道义上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6）。作为弱小国家，只要善于运用外交决策艺术，巧与大国、强国周旋，不仅能够保护国家的生存，还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利益。新加坡和中亚国家是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夹杂在中美大国博弈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间，但它的外交政策左右逢源，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亚国家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所有的大国都可以在中亚地区谋取自己的利益。作为交换，中亚国家也从各大国那里获得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但这毕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格局，大数据技术的涌现为弱小国家改变这样的格局提供了利器。大国虽然在人口、面积、军事和经济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小国只要设法避免公开顶撞大国，避免与大国全面对抗，而是选取它所擅长的在特定领域与大国开展隐形博弈。在这类特定领域博弈中，场地、人员和资源都有限制，大国的综合性优势无法发挥。比方说，新加坡倘若要与中国进行体育竞技，它不会选择奥运会而会选择足球比赛。足球游戏规则规定，比赛双方只能上场11人，在受到游戏规则限定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国压倒性的优势体现不出来，而小国新加坡却因其球员技艺精湛、教练足智多谋在博弈中占据上风。
在大数据和全球化同步的时代，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小国，资金雄厚，人才济济。它可借用大数据技术对竞争大国进行通彻的研究，然后在某些自己擅长的特定领域与大国进行悄悄的博弈。在博弈中它还可以从其他结盟大国获得信息技术的支援。假设其他弱小国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便利，在局部领域与中国开展博弈；而中国长期养成的大国观和大国心态，使其可能会对其他大国的竞争手段比较警惕，但对这些看似弱小的国家不那么防范。渐渐的，中国在这群弱小国家的算计中，优势被侵削，力量被抵消。简言之，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将会面临更多新竞争对手的挑战。
第三，战略竞争老对手决策能力提升。在战略竞争老对手中，美日两国的大数据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大数据高度重视，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数据高级指导小组”，以协调政府在大数据领域的2亿多美元投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应当通过对海量和复杂的数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从中获得真知灼见，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17）。美国学者正在尝试通过电脑对互联网上的博客文章、议会演讲、新闻报道加以统计分析，从而展开趋势判断（18）。美国中情局已经使用大数据技术寻找恐怖分子的踪迹和监控社会情绪，因为在网络时代，任何团体或个人想策划涉及国家安全的活动，无论再隐秘总会在网上留下行为痕迹，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政府从浩如烟海的网络数据中迅速推算出哪些群体可能会对国家采取激进行动，从而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在大数据时代，征服对手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和隐蔽。作为信息技术大国，美国可以在大数据技术的协助下大幅度地改进它的战略决策能力，把软实力变成与硬实力一样能够致竞争对手于死地的“致命武器”。它可在外交决策中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和对战略对手的了解更为精准、更为详尽，真正做到对决策判断失误的“零容忍”。决策机构好比是不会犯人类错误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它对决策的每一步都精心推敲，使得自身无懈可击。
二、外交决策模式转型及其技术变革
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是历史形成的，它产生于战争年代，经历了中共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当时整个世界陷入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之中，中共执政后追随苏联外交政策，作为东方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低下。当时中国的国际联系主要在苏联及其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展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机构设置和决策程序，它们带有政治领袖浓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工业社会早期的一些特点。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参与了中国外交决策大战略的设计和政策推进过程。毛泽东具有宏大的战略思维，他对大国关系高度重视；周恩来做事缜密，考虑问题周到，他的名言“外交无小事”，被外事战线上的干部奉为圭臬。建国初期，中国的外事管理基本采用了准军事化方式。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很多是从部队抽调来的，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外交部还有一批是地下党出身或在军队中从事情报工作的，如王炳南、熊向晖等，而叶剑英更是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叶剑英曾在北京军调处工作，他带领熊向晖等人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做了大量幕后协调工作（19）。外交部的几任部长基本上都有军队或地下党的背景，如陈毅、姬鹏飞、吴学谦和钱其琛。因此，那时外事纪律几乎与军事纪律是同一个概念。在外交决策依据方面，中共遵守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诲，非常重视对国际环境的调研，以免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出现决策错误。因此中国即使在财力、人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在驻外使馆设立了以调研为重任的相关机构，其任务就是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状况做深入调研和全面分析。他们的调研报告成为外交决策的一手依据（20）。从那时起，外交调研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