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开始了转型，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站队的外交路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按照是非曲直本身来处理对美、对苏关系。中国外交的转型为中国开拓了国际空间，结交了大量的国际朋友，其外交事务开始增加。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外交机构也开始扩张，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此时的中国外交带有明显的工业社会印记：专业分工细致，生产规模庞大。这个时候，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大幅度上升，国际影响力也急剧上涨。进入信息社会，那种带有工业社会化印记的外交决策模式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官僚机构膨胀，部门本位主义突出，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其次，决策数据仍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缺乏现代技术手段；第三，信息处理的水平不够突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情况掌握不够全面；第四，对外部环境感觉迟缓，危机反应缺乏敏锐度。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决策顶层缺乏协调机构；二是决策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尽管有很多机构参与外交决策数据的获取，但机构之间出于部门竞争利益考虑，往往缺乏沟通与协调。目前涉及外交事务和境外事务的机构日益增多，除了外交部、中联部和政法部门以外，还有商务部、国务院侨办、台办以及港澳办等。近来国家重视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多的机构涉及外交事务，如央行、发改委、外宣和文教等部门，甚至地方政府也卷入外交事务。这些部门之间缺乏通气，各自的信息数据不能共享，因而造成中国外交机制整体上的不协调。
在决策数据处理方面，驻外使馆的政研室人员是获取外交决策第一手数据的主力。在过去信息量有限的年代，它们的工作尚能游刃有余，但在今天知识大爆炸时代他们却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存在很多限制。一是人力资源的限制。政研室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尤其是很多刚性的、应急的任务。例如，为了确保中国领导人对东道国访问的成功，整个使馆的职能部门包括政研室都要投入接待。政研室的任务就是为访问随时提供参考资料，从访问前的材料准备到访问后的文字总结。例如，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8天，总共安排了76场各种活动（21）。使馆的外交官不仅要陪同，还有很多幕后工作要做，以保证每场活动不出任何差错。政研室人员难以有充裕的时间对东道国做全面深入的调研。二是外交官会受到东道国的一些政治限制。尽管外交官会享有一些外交豁免权，但由于其身份标识明显，东道国特别是关系比较疏远国家的政府会采取防范措施。三是受到国内政治情况变化的影响，政研室不得不经常调整调研重点，以满足国内的政治需要。例如，国内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要国际活动和接待重要外国政要时，国内都会要求驻外使馆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四是使馆有时会承担一些谈判任务或者应付突发危机，这些工作都需要政研室人员的积极配合，因而牵制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五是大国博弈局势复杂多变，较量的双方斗智斗勇，在某些关键时刻，东道国的强力部门极有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对外交官造成伤害。因此为了安全，驻外使馆本身对外交官的活动也有限制。六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东道国政情的信息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有时候比纸质媒体来得更快、更详细，而外交官出于信息安全的原因，对于外部网络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主要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有关东道国政情的主要信息。这种工作模式导致外交决策底层结构的数据流非常孱弱，外交决策高层根本无法全面实时地获取有关其他国家尤其是关键国家政情的精确信息，而外交官们调研报告的质量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外交决策高层对一些国家政治局势的误判（22）。
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形势，提高外交决策效率，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需要机制转型和技术变革。成立国安委跨出了外交决策机制转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与之相配套的是需要进行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这种技术变革是科学发展观精神在外交决策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它将充分吸取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成果，将之应用于外交决策的实践，以此化解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冲击。一旦在外交决策领域引入大数据技术，人们会发现在大数据时代外交决策可以获得更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