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之一：大数据技术辅助决策高层在纯理性的环境下获得外交决策情势的完整图画，避免官僚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辅助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形势评估和决策判断。在小数据时代，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驻外使馆政研室及专家学者的个性化研究，只能通过样本抽样的方式选取整个决策环境画面中的个别细节。决策高层获得的只是随意性较大的、无法立即验证的碎片化数据。这样他们无法洞悉这些由各部门呈送的碎片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决策高层只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凭着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决策，许多决策的质量难以获得保证。在大数据时代，决策高层借助于大数据系统可以获得外交决策情势的完整图画。尽管画中的某些细节仍然模糊有待日后修补，但已经不妨碍决策的正确方向，因为决策者已经洞悉那些碎片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些碎片化数据也可以迅速获得验证。
机遇之二：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外交决策部门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团队打造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外交决策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人员在大数据平台上充分交换信息、交流观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以此提高外交决策相关机构的协同创新能力。例如，前些年中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实行“走出去”战略，其中“孔子学院”比较引人瞩目。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另有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其在国外引起了一些争议（23）。从教育部的角度看，“孔子学院”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但从外交决策的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战略和做法需要客观评估。这种评估除了教育部门自身外，还应该由来自其他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借助大数据的平台共同参与，共同寻找争议的原因，探索改进的方法。
机遇之三：大数据技术可以改善外交管理系统，提高预防危机的水平。如上所述，外交决策部门将很多时间花在日常外事管理上面，如政治高层互访、新闻发布会以及举办国际会议。这些领域最适合使用大数据技术，因为这些活动重复性多、可控性强、数据记录保留完整。例如高层访问，专家团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领导出访的整个路线和日程进行细化，事先模拟，设计各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应变措施，并将这个过程通过三维动画在电脑上演示。预防危机的要点在于善于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精确判断博弈对手的下一步棋的落子点。在小数据时代，预测对手动向主要依靠个人情报和个人判断。在大数据时代，预测在大数据技术的配备下将大显身手。为此国际象棋大师与超级电脑的对弈提供了现成的案例。早在1997年，IBM公司制作了“深蓝”超级电脑与当时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进行六局对抗赛。前五局平手，“深蓝”在第六局只走19步就完胜卡斯帕罗夫（24）。原因在于“深蓝”每秒运算达到2亿步棋，穷尽人工能想到的所有概率。当然，国际形势远比国际象棋复杂，但在考虑对策时，使用大数据技术的一方会比对手视野更为开阔，细节更为深入，速度更为快捷。他很容易做出精确的形势判断，知道对方的下一步棋会落在哪里。
三、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的运用
表面上看，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的推广与运用属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却与体制有关。若要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获得合理的运用，其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制度的设计，可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制度设计的目的和手段在于：充分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思维方面带来的全新变革，努力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外交决策过程中。外交决策领域的相关部门，无论是直接部门还是相关部门都应设法向大数据系统靠拢，使其业务建立在大数据系统基础上。外交决策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大数据系统增添数据、更新数据、维护数据，指出数据系统的漏洞，修正库内数据的错误，指出容易忽视的数据盲区。在外交决策系统中，大数据是其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海量数据是外交决策所依赖的可再生资源，数据处理能力是外交决策机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此，决策部门应该全力支持和精心维护，其关键就是要提供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把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上升为国家大战略的基础，这样才能把制度性障碍因素排除，保证大数据系统的全面性、稳定性、准确性以及纯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