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实施中，外交决策领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协调各个部门的数据库，使之成为一个统一完备的大数据洪流中的支流。大数据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在信息社会初期，计算机技术尚处于D0S操作系统阶段，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已经启动，尤其是那些统计部门，如人口普查、人事档案、会计审计、户政管理、建筑设计、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学籍管理、气象预报、地震水文监测、环境监测以及医疗登记等。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和储存规模的扩大，计算机不仅能够处理数字，而且也能处理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资料，可以进行统计的数据类型也急剧增加。以提高管理质量、提高竞争力为目的而建立本部门数据库的机构成几何级数增长，其中有政府管理部门，更多的是企业单位。
企业在互联网时代运用网络技术建立大数据系统方面遥遥领先，如谷歌、淘宝、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当然，这些年政府部门在建立数据库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医院、交通和出入境等部门，它们的数据库不仅包括文字、图像，也包括视频资料。但在外交决策部门，数据库的建立与使用较为滞后，这个领域不可控因素太多，投入的成本太大。外交决策领域是面向整个世界，其需要处理的数据宛如浩瀚星空、无边大海，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很难做到的。况且，外交决策部门基本上穷于应付日常工作和危机处理，它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去建立那些基础性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和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外交决策部门只能建立一些简单的数据库，如本系统内的人事档案、自动化办公以及外事日程管理等。
实际上，从大外交的角度看，那些看来非外交部门建立的基础性数据库，却也是外交决策大数据库系统所需要的重要来源。中国的全球化和全球的中国化的趋势已经模糊了国家的边界，国内的很多数据是能够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从节省成本和追求数据的专业性看，国内不同部门的数据库资源非常宝贵，它们应该整合到一个大数据系统中去，以便为外交决策服务。出于官僚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利益考虑，那些非外事管理的部门不一定愿意让其他部门分享它们的数据。这意味着外交决策部门若要建立大数据系统必须白手起家、另起炉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这不仅徒然增加决策成本，而且如果不把这些部门的数据库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大数据系统中去，整个国家可能会存在两套甚至多套数据，而外交决策层没有时间、精力或专门知识去辨别这些数据，从而造成外交决策数据基础的不稳定。因此，若要使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领域得到运用，必须有制度层面的周到设计和可靠保证。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这就为外交决策领域建立大数据系统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安委有迫切的需要建构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并有足够的权威在大数据系统建构过程中对各部门进行协调。具体而言，国安委本身不会直接处理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的具体事务，但它掌控着大数据系统管理的最高权限。它在大数据系统的建设、调用、维护和安全方面承担着责任。大数据系统的日常管理则交给专业部门负责，这个专业部门应该是一个国安委授权的并对国安委负责的技术型机构。所有的数据只能经它审核之后才可以进入大数据系统，它也随时为国安委提供必需的数据支持。国安委的设立，使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拥有顶层的统筹协调机构成为可能。
下一个问题是，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建设的切入点在哪里？具体的路径又是怎样？本文的构想是，从整合现有数据资源、建立特定的专业性数据库入手，通过非线性、分布式的方法打造一个统一的基础性数据库，从而形成一个大数据系统。
整合现有数据资源的目的是节省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任何专业性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并在较长的运用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修正数据、更新数据和添加数据。因此，在初始阶段外交决策大数据建设可以借用现存的数据库甚至包括商业性的数据库。外交决策面临的主要对象是由个体组成的人群，他们会经常流动，会留下行为轨迹。现有的政府管理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库中很可能保留了他们的统计资料。举例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多个人信息保留在公安部门的数据库里，包括户籍、交通、治安、网络以及出入境等部门；教育部门的学籍管理及工作单位人事档案的数据库里也会有他们的个人资料。在大数据时代，无论在家上网、网上购物、网络社交、网络搜索，还是出门旅行、驾驶车辆，参加会议和接受采访，个人会处处留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