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勾”从一个触发器 (trigger) 开始，刺激用户进入一个四步骤的无限循环。我们用 Facebook 的提醒为例，假设你在 Facebook 上被好友标注，会收到 Facebook 的电邮提醒。这就是一个触发器，促使你采取行动 (action) ——比如，登陆 Facebook。接着会有“奖励”(reward)：浏览被标注的图片，阅读其他人的评论。同时你还投入 (investment) 了个人的资源，比如留下评论。
“上勾”在用户的脑部基底神经节 (basal ganglia) 置入了一种行为模式。神经科学理论显示，基底神经节是大脑记忆自发行为 (automatic behaviors) 的区域，会持续人的一生，直至死亡。
利益均沾，监管缺位
以数据为中心的诱导模式，不仅在新科技创业领域产生影响，在传统行业也得到了发挥，从政治咨询到广告机构均是如此。在政治领域，数据咨询机构模拟投票、发动选民并进行诱导的模式不断增加，就像奥巴马团队在 2008 年曾经做到的那样。
在广告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今一些广告公司会使用游戏理论和预测模型，配合人工智能技术，判断最佳的广告结果：结合用户浏览某一特定网页，以及这个网站搜集的账户数据 (同一 IP 地址下的浏览历史、广告展示、购买纪录) ，还有某一类型的网站适合怎样的风格的广告等等。以位于加州的广告公司 Rocket Fuel 为例，该公司为广告客户带来的营收是后者广告投放的两到八倍，去年 Rocket Fuel 的营收超过了四亿美元。
考虑到数据追踪技术能够搜集出有关消费者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 的信息深度，以及大公司诱导我们消费行为的日益复杂的手段，这种手段合适的界限在哪里？针对公司投放广告的行为，已经有了法律界定。但是政府自身对公民的行为诱导却急需政策方面的推进。
一个务实的解决思路，应该是责成产品设计者遵从一切透明、信息披露的原则，在用户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诱导技术，这才是最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