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通过开座谈会、做民情调查等方式获取民意的方法，存在着覆盖面小、时效性差、反馈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形成了“中梗阻”，且成本高。到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等为国家治理打开新思路。李良荣说，在全球范围来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科技创新等发展迅猛，但政府在大数据运用上才刚刚起步。
“我们希望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以较低成本了解民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将社会的多元诉求整合到政府的治理框架中，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框架。”李良荣表示，运用互联网这一新工具测量、搜集、转换成数据，通过改进方法和算法深度挖掘，这样才能得出对于问题的结构与逻辑性的认识，多元框架与多问题就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上层完整下层活跃的有机体。
而广东社科院院长王珺教授则指出，当前社会治理出现了三个特征。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传统社会管理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二元结构，而现代社会治理，则是以多种利益主体为基础的，如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与社区组织等。其次是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因此也就形成第三个特征，社会治理变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共治。
王珺表示，传统社会管理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而新管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为有组织、有秩序地平稳推进，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共同探索合作共治新模式。
来自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副主任沈固朝教授，则以“以海疆维权为例”，发表了“大数据时代如何提高我国舆论的国际话语权”的报告。他建议，面对海量数据，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技术，将数据转化成中数据、小数据，应用到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践中。
沈固朝表示，在海疆维权中建设证据链，目前国外已经有全信源情报的概念，其实就相当于“大数据”，将影像库、文献库、法律库、地图库、动态库五库关联。因此，他建议，建设国际话语权，要从舆论、大数据、证据链三方面下手；将大数据变为用户能处理的小数据，从小数据提取服务于决策的情报和知识。
借力大数据或可预防公共场合踩踏事件
作为企业界的代表，科大讯飞公司副总裁杜兰表示，当前城市治理难度因城镇化、老年化、互联网崛起等不断加大。不过，互联网的出现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机遇，美国政府已经用大数据监测流感，这便是其中一例。而在我国安徽芜湖也尝试使用大数据进行政府“自我革命”。
据介绍，安徽芜湖整合了77个政府部门10.8亿数据，将100多项审批流程化，使之更加便民。办事大厅的窗口由8—10个减少到2—3个，减少审批程序的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情况。同时结合人脸声纹识别技术，民众只需带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业务。
而在社会管理信息化方面，大数据也有用武之地。杜兰说，如今的移动电信等大数据分析可以进行人流监控，有利于公共区域管理，可以应用于在城市交通、停车场布局、广场人流控制等方面。比如，近年来大型活动现场踩踏事故时有发生，暴露了公共管理的弱项。其实，如果能够借力大数据，对公共场所人流量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就能提前预知人流情况，并根据数据变化启动相应管理预案，从而避免如外滩踩踏之类的事件发生。
在研讨会上，凯迪网络副总经理张世良则以“信息海洋如何捞干货”为题，对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建议。他表示，组织与个体在和信息互动关系上有共通之处。组织需要全面、快速、及时占有信息，过滤无效误导信息，使用逻辑分析和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共享，对自己关注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形成案例库指导日后工作。
在广州“创文”过程中，张世良所在的凯迪网络就曾通过大数据搜集社交媒体的言论，分析网民心中对“文明广州”的认识，从而给“创文”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
来自《南风窗》杂志社的高级记者李少威，则带来了其在新闻现场的思考。结合过往PX项目事件，李少威指出，在具有类似于环保领域“邻避效应”的事件中，政府应当尽可能从选址上避开人群聚集区，让项目建设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阻力。
李少威表示，政府应当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解释、沟通、协商的通道，这种机制可以依托人大、政协来组织，立法和议事机构本身具有组织正当性，同时避免行政机构牵涉利益猜测，最终形成政民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