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政府通过开放数据带动商业发展在国外有过不少案例。比如，1983年，美国将卫星定位系统从军用转为向公众开放，结果带动了一批创新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约300万个。
而在贵州，该省此前通过第一届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成功吸引一批创业者和创业项目入黔。这个比赛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主办方承诺，在初赛阶段向参赛者开放部分政府数据目录；复赛和决赛阶段则进一步开放经过“脱敏”处理的数据资源，帮助项目设计者开发、完善参赛方案。
谁来制定标准？
虽然开放政府数据可能带来诸多益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说开放就能开放”的易事，因为，政府首先要制定数据开放的规范和标准。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目前，多数地方停留于“消除数据孤岛”的阶段，在真正公开政府数据之前还要完成数据公开目录设计以及数据清洗、脱敏等工作。而如何设计数据公开目录；哪些数据先公开，哪些后公开，设定这些规则是一个难题。
比如，贵州是全国第一个尝试公开海量政府数据的省份。此前，贵州省经信委信息产业发展处处长魏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省省一级政府机构的业务系统自去年6月始分批迁入“云上贵州”系统平台。迁云前，各个迁云单位首先要按照涉密、非密敏感、开放三个类目梳理已有数据。迁云后，涉密数据不开放，开放数据必须开放，非密敏感数据视情况而定。
当时一位参与迁云工作的某单位人士觉得工作难度很大，因为，“省大数据办要求我们开放数据，但开放到何种程度由业务部门自己把握。可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不知道某些数据能否开放，也无法预估开放之后会否引发问题”。
不过，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贵州先行先试后，其他地区可以借鉴经验。“政府数据主要有政府审批、非政府审批以及服务事项三个来源，其中，行政审批数据目录在各个地方的可复制度很高，而其余两项数据目录，各地也有50%-60%的重合度。”王亚川说。
“如果只是整理数据目录，这并不困难，关键是如何在开放过程中保证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比如地理信息数据，原则上是可以开放的。但如果这些数据精确到某种程度，那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要把国家在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规定整合进来，对数据开放行为进行制度层面的约束。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设立大数据管理局的地方就可以通过这个职能部门完成这些工作。”邹明达说。
不过，任伟魏却并不看好由大数据管理局承担组织制定大数据收集、管理、开放、应用等标准规范方面的职能。
“各地大数据管理局制定标准后，除了用于政府数据，也会使本地企业向这些标准靠拢，但问题在于，与大数据行业本身高速运转的现状相比，政府的工作节奏慢，存在滞后性，恐怕无法在短期里解决行业需要改善的问题。”
“而且，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水平差距明显，金融、零售、电信等大数据应用成熟的行业早已过了制定标准规范的阶段，现在更多关注运营，以及客户资源挖掘中的风险。而例如旅游这些当前大数据应用相对缓慢的行业，反而需要尽快完成标准制定的工作。”任伟魏说。
在他看来，如果各个大数据管理局都自立标准，那么，各地的标准之间还存在能否统一、兼容等问题，否则，这就是画地为牢。“而且，各地的大数据管理局还可能争抢全国性标准规范制定中的主导权，从而出现掣肘。”
数据交易雏形
事实上，完成制定大数据收集、管理、开放、应用的标准规范后，大数据管理局或将进入更深层的领域—数据交易。至少，沈阳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责中就包括制定大数据交易的标准规范。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目前，贵阳、武汉、陕西西咸新区等地都成立了大数据交易所，探索大数据交易机制，而广州、哈尔滨等城市正有这方面的计划。今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还曾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考察。
但国内的大数据交易如今尚在初期。王亚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认为，底层数据是不可交易的，但通过清洗、脱敏、建模及可视化技术形成的分析结果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反复交易。例如，车管所的一些数据既可以服务保险公司，也可以被其他行业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