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然而怎样建立跨行业的、跨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不同的利益关联者之间的大数据运用模型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比如在埃博拉流行期间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数据共享模式，利用智能手机的数据来了解西非埃博拉疫情蔓延情况。（智能手机数据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理解人类和埃博拉迁移的手段了）。企业们可能需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在尊重个人隐私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共享。
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办法，但已经有相关人员在波士顿建立了一个“大数据仓库”，方便大数据的拥有者们可以在完全安全的状态下将数据开放给研究者。联合国也建立了“全球脉搏行动”（Global Pulse initiative），以便于在全球的范围内建立协作数据存储库。一个位于瑞典的非盈利性组织Flowminder则专注于搜集智能手机的数据信息，以应对可能的灾难。但是这些都还只是细微的、初期的、碎片化的尝试。
现在的问题则是如何将这些尝试进一步的推进并形成体系，同时也要保护个人的隐私以及这些大数据“所有者”的利益。
文 |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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