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杂志社编辑在聊天群里，向投稿的家长索要孩子身份证号，按规定支付稿费需登记身份证号。这让一些家长挺紧张，不给不行，给了又担心资料丢失。在我看来，这些家长是过于敏感了，我们早已生活在透明社会里，身份证号又算个啥。
如今，到处是摄像头，车上，街上，超市，小区，哪都有“眼睛”在不辞辛苦地记录着。我们每天去哪了，干了什么，都被一清二楚拍摄下来。写到这，我想起发生在当地的一件事，记者到交警队采访，记者感叹现在拍摄违章摄像头真清晰。于是，交警队的人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日一位女士来交违章罚款，一看数目不小，就质疑违章记录不实。交警就给她调出违章中被拍摄的画面。有个违章画面中竟是她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子实施小动作。那位女士就气炸了，当场就找来他老公质问，在交警队大吵一架。
我们每天浏览了什么网页，看过什么，网上都知道，看看网站每天按你的喜好给你推荐什么，你就会明了。早在1999年，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CEO斯科特·麦克尼利就在一次发布会上对媒体记者和分析师说：“你的隐私只剩零了，想开点吧。”
各种数据信息在谁手里，如何避免他们不做坏事，已然成了当务之急。《黑箱社会：掌控信息和金钱的数据法则》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作者弗兰克·帕斯奎尔表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公司和政府部门越来越渗透性地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不知这些信息会传播到哪儿，也不知道将被用作何种目的，更不知这些信息的泄露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本书着重研究为什么从华尔街到硅谷的行业秘密都备受保护？那些掩盖人事和业务处理方式的隐形操作都暗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何制定法律才能在隐私性和公开性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作者坚定地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引导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加智能、有序的社会。
弗兰克·帕斯奎尔现为马里兰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成员及大数据、道德和社会理事会的成员。他还曾在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上作证，并与Google、微软和雅虎的法律总顾问对峙。
为何称“黑箱社会”？复旦大学生态学教授赵斌是这样解读的：这个词的确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物联网、大数据和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记录着我们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群，就像我们人人都拥有了自己的一个黑匣子，随时可以被查阅并进而采取更好的对策。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却不知道有多少信息被记录了，使用这些信息的目的何在，依据这些信息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偏见或破坏性？这对当下的人类社会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运作机制！
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那该怎样监控这些信息呢？是不是给每个人以监督权？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透明了，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作者假设道：“假设信誉信息领域可以做到完全透明——我们遇到过的所有经纪商、信用评分者以及算法评价者和评级者都不能够暗箱操作。从数据源到经纪商，再到使用者，你可以对任何有关你的细微数据进行追踪。”然而，即便是如此，结果仍然无法让人乐观。因为人们很难追踪他们的数据在何时何地被人打上何种烙印，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准确真实的数据也会遭到不公平和歧视性对待。而实际上，对普通大众而言，他们既无精力也无能力来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专业技术知识来做这些事情。更何况，信息的透明并不能保护隐私，有些信息又的确是不宜透明的。这也是本书难能可贵之处，作者虽对黑箱倍感无力，但也并不空谈透明之策。作者放弃知情同意这种形式上的做法，而主张去严格监管使用这些数据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即便企业会做到知情，但没人能细致研究那些繁琐的许可协议，在签订许可协议之时，用户与企业在选择权上已然不平等了。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监管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逃避追查。连作者都慨叹：企业的保密范围将会不断扩大，而个人隐私范围则会不断缩小。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腐败。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的一个寓言那样：一位名叫古格斯的牧羊人，原本是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他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可以让人隐身的戒指。他先是到国王的厨房里大吃了一顿，又觉得不过瘾，就将国库里的珠宝珍玩洗劫一空。随后，他胆子越来越大，溜进寝宫去勾引王后，接着又谋杀国王，窃取王位。柏拉图借书中的人物格劳孔之口问道：假设现在有两枚古格斯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手上，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吗？格劳孔自问自答说：“不会！理由是，不管一个人平日里如何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不受外在惩罚和约束的能力，就一定会做他想做的事，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监督机构来监管信息的使用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