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陷阱一：“大数据自大”
Lazer等学者提醒大家关注 “大数据自大(big data hubris)”的倾向，即认为自己拥有的数据是总体，因此在分析定位上，大数据将代替科学抽样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数据(后文称为“小数据”)、而不是作为小数据的补充。
如今，大数据确实使企业或者机构获取每一个客户的信息、构成客户群的总体数据成为可能，那么说企业有这样的数据就不需要关心抽样会有问题吗?
这里的关键是，企业或者机构拥有的这个称为总体的数据，和研究问题关心的总体是否相同。《数据之巅》一书记载了下面这个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文学文摘》有约240万读者。如果《文学文摘》要了解这个读者群的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那么只要财力人力允许，不抽样、直接分析所有这240万左右的数据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要预测何人当选1936年总统，那么认定“自己的读者群”这个总体和“美国选民”这个总体根本特征完全相同，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事实上，《文学杂志》的订户数量虽多，却集中在中上层，并不能代表全体选民。与此相应，盖洛普根据选民的人口特点来确定各类人群在样本中的份额，建立一个5000人的样本，采用这个小数据比采用《文学文摘》的大数据，更准确地把握了民意。
在GFT案例中，“GFT采集的搜索信息”这个总体，和“某流感疫情涉及的人群”这个总体，恐怕不是一个总体。除非这两个总体的生成机制相同，否则用此总体去估计彼总体难免出现偏差。
进一步说，由于某个大数据是否是总体跟研究问题密不可分，在实证分析中，往往需要人们对科学抽样下能够代表总体的小数据有充分认识，才能判断认定单独使用大数据进行研究会不会犯“大数据自大”的错误。
(二) 陷阱二：算法演化
相比于“大数据自大”问题，算法演化问题(algorithm dynamics)就更为复杂、对大数据在实证运用中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假想的故事来理解这一点。假定一个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和尚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来判断他们对风险的态度，其中和尚遇到老虎的次数是甄别他们是否喜欢冒险的重要指标。观察一段时间后该团队发现，小和尚智空原来遇到老虎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次，但是从半年前开始，智空在朋友圈提及自己遇到老虎的次数大幅增加、甚至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只。由于大数据分析不关心因果，研究团队也就不花心思去追究智空为什么忽然遇到那么多老虎，而根据历史数据认定小智空比过去更愿意冒险了。但是研究团队不知道的情况是：过去智空与老和尚同住，半年前智空奉命下山化斋;临行前老和尚交代智空，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到了快躲开。在这个故事里，由于老和尚的叮嘱，智空眼里老虎的标准变了。换句话说，同样是老虎数据，半年前老虎观测数量的生成机制，和半年后该数据的生成机制是不同的。要命的是，研究团队对此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