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安全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14年4月15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一次明确地将社会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并赋予社会安全“保障”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职能。习主席的这一论述不仅大大提升了社会安全的地位，也深化了人们对社会领域问题的认知，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通信技术的革命，社交网络、数字媒体开始崛起，使得各类海量数据（短信、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卫星数据、无人机影像）能够被更为自由便利地使用，这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社会安全问题的应对方式。大数据的发展使得社会安全问题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并且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甚至是军事安全等领域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交织在一起。大数据的大众性、传播的即时性以及技术的进步性使得我国的社会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
大数据的大众性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普通大众通过各类移动互联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表达民意、传播观点，正在成为社会安全问题的主动参与者。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突破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手机网民也达到5.57亿。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是数据的制造者、传递者和获取者。数据的这种大众性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进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另一方面，数据空间的高度自由化和虚拟化，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进行政治文化渗透活动的工具。比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事件，就是境内外“三股势力”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渠道，远程遥控指挥的结果。
在大数据时代，各类信息大规模的自由流动使得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事务的热情很容易被点燃，而这些海量的数据鱼目混珠，其中有很多假信息、伪信息和谣言，这对信息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现实问题。
大数据的即时性考验政府的危机应急能力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后便可即时传播，使得一旦发生社会事件，信息会通过各种渠道在第一时间传播到公众中，而公众的情绪也能第一时间呈现在庞大的数据洪流中，这让个别事件在快速传播之后会从局部事件迅速变成公众事件。利用大数据技术，在发生一起公共事件后，通过开放式的软件平台，人人都可能实时地将自己所看、所听及所知的具体细节上传。在这一人人参与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理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形成一种共同意识，因为他们在参与的同时，也是在进行一种公开的表达。一个能够进行公开表达的人群就构成了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
这种因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当前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对社会稳定影响巨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这一成就空前的经济繁荣一方面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各方面的巨大改善，同时经济增长的力量也对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伴随着经济奇迹脚步的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快速和巨大的变革。国家、社会和市场都在这样一种巨变中重新定位，重新协调彼此间的秩序。社会急剧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社会对人的约束力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甚至丧失。此时，旧的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什么是合理和极端的，什么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等等社会基本价值问题上，均会产生混乱甚至对立。处于这样一种阶段的社会的运转特别容易失序，激化社会矛盾。而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会让社会失序问题更容易被激化。
大数据技术让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更容易被泄露和窃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类信息的公开性和可获得性空前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信息都可以被轻率地使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在自己没有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自己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或者留下的使用痕迹被他人收集、保存和分析。但现实情况却是，在不断进步和革新的大数据技术面前，个人的隐私面临越来越容易泄露的风险，因为我们日常的电话记录、邮件往来、经济消费、交通出行、甚至是医疗档案等个人信息都在逐渐实现数据化管理和存储，而这些数据都并非绝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