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第二个是激励机制的扭曲，我们知道有产业政策，就像林毅夫刚刚讲的，有不同的产业在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进出口许可等方面区别对待，这就创造出了权力租金，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从实际来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的产业政策的出台，是利益薄弱的结果。
张维迎：得到政府支持的并非真正创新，比如TD-SCDMA
张维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家是套利者，所以那些从政府手里大笔大笔拿钱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地创新。创新的不可预见性也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一般不会愿意承认自己失误，掩盖失误就是继续进行。这在市场结构当中不可，因为市场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错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TD-SCDMA，所以中国移动使用TD标准，上去以后我们知道没法用，TD已经成为国家创新型国家的样本，谁也不能反对，直到2014年才发表文章，揭露这一项。掩盖错误的方法就是赶紧加快上4G，所以中国移动特别急于上4G，但是我们知道中国联通和电信刚刚装过4G，为了解决TD的错误，把所有的3D都费了，这样一上一下浪费的资金是数千上万亿人民币，所以没有人会对此负责。
所以由于人们激励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失败，产业政策不可能推动创新，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阶级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不可能跟着产业政策走，要不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需要的是公平的环节，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