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发达国家的产业都是在最前沿的，技术都是最前沿的，发达国家资本是很丰富的，劳动力是相对短缺的。发展家资本是相对短缺的，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所以在发达国家合适的产业，合适的企业家的活动，跟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反对把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搬到发展中国家来，但是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政府官员，不管企业家，或者不管维迎教授跟我都是理性的，我们要这样看发展中国家的机会是什么，背后的现象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所以明显张维迎教授没有好好看我的书，把本理论跟方法都搞混了。
另外，张维迎教授似乎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实在谈企业精神，不是谈企业家，确实要是一个企业精神来发现各种新的机会，但是可以发现各种新的机会可以是企业家，也可以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张维迎教授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他人都没有企业精神，要是我们没有企业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的精神大概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推动它升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
因此，不要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把企业精神运用的范围太窄了。
在我的新结构经济学谈为什么要有产业政策的时候，我确实谈到有市场失灵，比如说软硬基础设计的协调，来降低新的产业的教育成本这是不是有市场失灵？但同样也会有政府失灵，因此才会去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让政府可以减少失灵的地方。这里面就像可以有使臣失灵，但是我们不能就因此说不要市场，也同样不能因为有政府失灵就不需要政府，实际上研究都是这样的，有市场失灵那我们来研究政府怎么样克服市场失灵，有政府失灵，我们将来研究怎么样减少政府失灵，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研究方式。
另外，他说我的理论里面是假设政府是全知全能，各位看看我前面讲的产业政策都是没有假定政策是全知全能的，有相当大的程度多是企业已经要进去了，去了解企业有什么困难，帮助企业来解决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方面张小波教授是一个权威，他研究了我们各个地方产业集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怎么发挥作用，帮助企业家排忧解难，我讲的全部是这样子的，多是企业家已经碰到困难了，那你政府要跟企业家有接触，企业家就会知道他解决不了，那你政府可以利用有关权利来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再讲我讲的都没有讲补贴，但是他一直批评补贴，所以他不是批评我，我想这个应该弄清楚，不然把别人的罪过戴到我头上来，我太委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