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讲日本、韩国，你研究那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你为什么不供些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好多背景，包括企业家的出现，历史不是一个白板，你不能说所的国家都是白板，用一个东西适应所有的东西，500年前非洲比中国落后的多，我们凭什么说现在非洲证明的才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俄罗斯也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当我们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放在这个角度。
你说每天给你打葡萄糖、输营养液，没有我你生病就完蛋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是制度，这个制度下每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发现市场，什么是腾赚钱的事，就是比较优势。无论是现在还是预测，不能因为现实中政府在帮助企业这就证明产业政策是正确的。
张维迎：其实我知道现在相关的单位都在找政府帮忙，甚至找最高的领导人帮忙，我也曾经研究过制度企业家，政策企业家，这个在我的《博弈与社会》的最后一章，题目就是制度企业家与儒家文化。所以你说我没看你的书，建议你也看看我的书，我脑子里的企业家，包括我觉得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要用这个东西替代，因为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就搞国有企业，能不能那样？这个推的是有问题的。
真正的企业家是自己去发现，我刚才举了大么多，美国不是最早发明汽车的，但是美国的企业家的这些人最后就超越了。批评你，我就拥护他，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要讲的一般就是产业政策是不是有效，而不是哪一个国家施行过产业政策，人文历史上犯的错误非常多，每个国家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我可以放松一点讲，有成功的话就是偶然，失败是必然，你应该回答我这些问题。如果你说不对，人们没有你想的那么无知，那么我接受，人类比你想的聪明的多，或者你能跟我证明你能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产业政策设计出来一定是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