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东社科联将要建设大数据中心，宁家骏表示，这个中心不一定真正自己去建设。可以租用山东大学、浪潮等科研、企业的设施，使用自己的数据，将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实现社会化。但关键还是需要人才的储备。
与国外的差距
2012年奥巴马发布美国的大数据行动计划，中国国务院是以国字头发文件在2015年发布中国的大数据行动计划，两者差三年。这个三年的差距应该放到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中来看：美国是1969年开始使用互联网，中国则是1994年才进入互联网，从互联网的起步到大数据的行动，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大数据的问题上有一个好的起步阶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在大数据方面是有很强大的基础的，大数据涉及到存储、分析、应用等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大数据的硬件产品基本都是美国遥遥领先。就连提供大数据服务的软件也是谷歌、亚马逊、IBM等美国公司。在这里的差距就不是三年了。
在邬贺铨看来，尽管有的中国公司称从谷歌挖了国外顶尖的人才或者团队，但大数据是一个系统技术，仅仅是一两个人或者团队，没法根本改变国内大数据建设的不足。
除此之外，大数据的应用还涉及到网络安全。民航、高铁、银行等如今都在大数据的控制之下，而大数据常采用云计算，其云存储容易成为被攻击目标，用户面临数据泄露和篡改的风险。在这方面，美国的网络安全排世界第一，中国仅排到四十位。同时，大数据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非常需要创新的环境作为其发展的支撑，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也排在前面，他们从教育开始，小孩的创新就比中国强，我们现在虽然呼吁“万众创新”，但是总体上还是创新不如美国。
不仅如此，美国有很好的法律来保障大数据，中国现在在这一方面欠缺很多。没有法律支撑，连政府部门都不敢开放数据——万一开放了某些金融类数据，搞不好还会被说成存在利益输送。也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大数据中涉及到个人的，什么是隐私什么是公开，没有相应的界定，也没有机制来保证利益。“我们跟世界发达国家比起来，在大数据问题差距较大，还需要从多方面发展。”邬贺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