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看上去似乎都是令人满意的故事。它给一段不可否认的悲剧人生加上了“合适”的悲剧性结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漠视而结束了自己生命。
同样是印象派代表人物，莫奈盛年成名，画也卖得好，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不缺。而梵高生前绝大部分时间里，画卖不掉，也得不到评论界认可，而到他死后，画作反而成了资本的宠儿，卖价后面的零数得人眼花。如此对比下，再加上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梵高越来越具有了通常意义上“为艺术牺牲的气质”。虽然他去世的那一年，其画作已经开始受到瞩目，一份法国报纸把他的成就与伦勃朗和维米尔相提并论，一位比利时艺术家以400法郎买下了他的一张画，但是，艺术给画家带来的超高回报，梵高生前基本上没能享受到。
而在梵高死后的数十年中，他很快声名鹊起，享誉四方，这个故事毋庸置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1934年，作家欧文·斯通据此写出了畅销小说 《渴望生活》，梵高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永久地成为这位艺术家传奇人生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梵高的声誉又上升到了新高度，1953年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3年后由 《渴望生活》 改编而成的同名影片上映，并获得奥斯卡奖项，梵高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的决绝选择演变成了无可辩驳的神话。
可以说，梵高在钟爱的麦田里自杀的一枪，使这个不折不扣的火热浪漫主义者一下升华为艺术的圣徒。人们感慨于梵高生前籍籍无名不被理解，死后名垂青史，把他被奉为献身真理与梦想的标志性图腾。很大程度上，“自杀”使得梵高为艺术献身的先知形象，笼上了完美的光环，更贴合众人的想象。
有评论界声音直率指出，新的 《梵高传》 正好给了大家一次了解客观事实、直面梵高画作的机会，因为一旦对艺术家的幻想消逝了，作品本身的精神往往便自由了。对于艺术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创作过程，那是他个人精神与外部世界和解的方式。对于这个要求和解的动力及所采取手段，外人很难轻易理解，那是无法被第二个人复制的内心世界。然而一旦画面完成，艺术家便不再需要它，他无暇顾及自己做了什么，便要继续起航寻觅创作的新大陆。由此作品独立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毕竟，梵高
这座美术史上的里程碑未竟的事业，已被无数的后继者们拓展。而只有不断地迎来崭新的目光，梵高的那些杰作才能永久地保持活力与生机。
大数据时代，人物传记研究的“地平线”已被改写
难得的是，《梵高传》 并没有“数典忘祖”，它在介绍里说:“尽管关于梵高已有无数著述，他那悲剧人生的模糊面目也已长期流行于大众文化中，但是在过去的70余年里，还没有一部书像《渴望生活》 这样，对这位艺术家的一生做出了如此严肃而又野心勃勃的探索”。在《梵高传》 中文译者、浙江大学教授沈语冰看来，如果说 《渴望生活》 是70余年前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如今，关于梵高的传记，甚至宽泛一点讲，整个梵高研究的地平线，已经被改写。
普利策奖得主史蒂文·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组织了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依托梵高博物馆档案和学术研究，取材数千封书信和海量文献，历时十多年巨细靡遗的工作，写就这本厚重的千页 《梵高传》。这两人可谓是合作默契的老搭档，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也是艺术期刊撰稿人，合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他们带领幕后团队，在写作研究中采用数码技术，发明了特别的软件，交叉研究解析10万张数码卡片组成的数据库。光是为此书所做注释就多达2.8万条，打印稿逾5000页。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专门开设持续更新的网站，深度整合有关梵高的参考文献、文本注释、画作和照片。读者很快就会明白，西方书评人那句“材料的丰富性令人屏息”是多么贴切。
尤其是数据库这块，它将传记写作和艺术史研究带进了数码时代。当代计算机技术对多达10万张卡片所作的数据处理，让这项本来有可能耗时30年的工作，得以在10年内完成。书评人鲍勃·杜甘就评价，这本 《梵高传》 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梵高，“与此书相伴的网站对未来的学者和传记作家来说，既是一种邀约，也是一种挑战。《梵高传》 作为文森特·梵高新的权威传记脱颖而出，也将参与塑造下一代眼中的文森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