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他是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骨干之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认为，在利用互联网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转轨的时期。
今年是“互联网+”元年
新京报：这一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有哪些变化？
邬贺铨：年初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一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很多跟互联网有关的文件，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等等。非常密集，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出台。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计划。从中央来讲，期待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起到增长引擎的作用。
所以，今年是“互联网+”元年。过去我们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现在干脆直接把“互联网+”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新京报：中国把“互联网+”提到如此高度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邬贺铨：首先，全球进入到一个大数据、智能化的互联网时代，技术推动互联网从面向消费应用，转到面向产业应用发展。其次，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都探求怎样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有部电影叫《致青春》，有人说现在是“致我们即将逝去的经济发展的青春期”。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一个告别青春期。在利用互联网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转轨的时期。
中国还不是大数据强国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大数据？
邬贺铨：说白了，大数据就是怎么利用充分的信息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收集信息要靠调查，要靠统计部门统计。现在互联网随时随地产生信息，可以随着网络的发展自动搜集，能够掌握的信息比原来更多。大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决策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新京报：中国大数据的现状是怎样？
邬贺铨：中国名副其实是大数据的国家，但还不是大数据强国。因为很多数据存上来了，但没有很好地分析运用。比如说，数据分析技术还没有那么高。另外，就算能分析数据，能不能改变过去长官意志的决策方式？这些都是大数据发展中遇到的障碍。
新京报：各种网络应用每时每刻都在收集每个人的生活数据，这是否会对人们的信息安全造成影响？
邬贺铨：一般人没必要担心这方面的信息泄露。他们关注的是群体，关注大众喜欢什么。至于官员和明星等公众人物，当然会有这方面的风险。
中国是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新京报：这一年中，你感受到互联网带来哪些变化？
邬贺铨：在消费互联网方面，中国走得越来越快。一些互联网企业已经把它在消费互联网里比较成功的应用，推入到政府。
第二个变化是分享经济兴起，比如说滴滴打车，用网络约车的方式来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分享经济写到全会的文件中去，也就是说党中央是认可并且鼓励分享经济的。当然，分享经济不仅仅是出租车，还包括住房、医疗等。
第三个变化是，今年一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通过收购兼并，把产业链不足的短板填补起来。比如阿里收购优酷土豆，滴滴和快滴组合等等。
第四，网络安全的威胁有增无减。对个人而言，在网络上被诈骗的风险依然存在。
新京报：你对今年的互联网大会有什么期待？
邬贺铨：这届互联网大会，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打造一个我们过去提出的，互信共享的互联网世界。过去世界上对中国互联网治理有很多片面的理解，我们会希望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宣传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和理念，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我们要呈现，中国是一个共同利用互联网、维护互联网的重要国际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新京报：对于下一步的互联网发展，你有什么期待？
邬贺铨：技术上会按照十三五规划加大信息发展的投入，更好引导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同时，还要改革我们现在社会上不利于互联网发展的环境。另外，还要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改进政府对网络的治理。我们既要强调网络是管得住的，也要弘扬网络的正能量，让互联网真正健康地服务于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