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府开放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中国最早的征信企业之一——中诚信征信为例。中诚信征信业务起步于2002年，其内部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信息。10年来，这个部门收集的数据覆盖了约3000万家企业和逾1亿自然人，但是有合作关系的政府部门仅仅集中在东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中诚信征信执行董事孔令强告诉网易科技，就采集政府职能部门信息而言，身份认证和学籍学历信息基本全国统一，只要和相关部门商谈就可以，其他很多部门的信息是分省或者分地区的，得和各个省或地区分别谈。以往每个省市要想统筹本地区各个部门的信息也非常困难，因此这样的合作需要和各个部门分别谈。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从2002年开始做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张少彤参与这项工作十多年。他向网易科技总结，现在政府网站公开的70%—80%的信息都是“文章类信息”，而非数据。这些“文章类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包括工作动态、地方要闻、领导活动等带有新闻属性的信息；一类是地方发文、人事任免、招投标、财政等文件类信息；一类是办事信息，比如行政审批、公共服务指南等。
“即使是公开的数据，一般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比如GDP这类宏观数字，现在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和个人的具体信息这个层面。”张少彤对网易科技坦言。
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不高的原因，多位受访者都认为，这其中既有意愿问题，也有能力问题。
“信息就是权力，谁掌握关键信息，谁就掌握权力。数据和职能是相关的，有哪些信息，就意味着你能发挥多大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公管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向网易科技指出。本部门的信息掌握程度，往往决定了本部门在整个社会和政府内部链条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从各自利益出发，每个部门都希望将信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增加自身在整个体系内的地位和增大与其他部门的博弈能力。
很多时候，这样的公开还意味着权力要接受监督，这更增加了开放数据的阻力。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向网易科技举例：“别的不说，你就单看一个‘三公经费’的公开，就让多少政府部门感到狼狈。再比如，政府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经费都发给了谁，这恐怕是很多地方都不敢公开的。”
主动公开的意愿不足之外，强制性的压力也不够。2014年年末，新华社参编部曾经做过一组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调研，这次调研的成果曾经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当时一位参与调研的新华社记者告诉网易科技，采访到最后发现，每个部门背后都站着一部法律，比如统计有统计法，工商有工商法，这些部门法规就要求有的数据是不能公开的。相反，要求数据公开的法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部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还没有部门法规的立法层级高，一旦发生矛盾，都是按照更高层级的法律处理问题，数据开放的要求往往会败下阵来。“开放数据，需要进行整个体系的全面调整，需要进行专门立法。但是，这部法律的制定，目前争议很大。”他告诉网易科技。
除了意愿，还有能力问题。张少彤告诉网易科技，如果数据要公开到企业和个人的层面，专业性就比较强了，哪些数据可以公开、哪些数据不能公开就需要理清楚，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懂得相关业务，国家没法像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一样，出一个普遍的强制性法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这方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标准，还在探讨当中。”他说。
经济增长转型促进数据开放
然而，尽管开放数据的阻力和困难一大堆，郑磊这两年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尝试开放政府数据，比较典型的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他本人就亲自参与了上海市“开放数据三年规划”的制定，这个课题已经做了一年，将于今年12月底结题。
他告诉网易科技，现在上海市准备推出一个开放数据的“正面清单”，就是把“哪些数据可以开放”列出来。设想中，三年以后，上海市可能会推出一个“负面清单”，就是把“哪些数据不能开放”列出来，其他数据都要开放。
这两年和政府部门接触下来，他深深地感受到，对政府部门讲“应该开放数据”这些大道理没用，必须要让相关部门意识到开放数据“对我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