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唤回教育研究的想象力
在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想象力是思维方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谓教育研究的想象力，即研究者在教育研究中所秉持的思维的灵活性。这种灵活的研究思维主要体现在“可能性思维”“反事实思维”以及“隐喻性思维”三个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在利用互联网享受“随时在线”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思维模式也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程式化、潮流化的浸染。教育研究也是如此，传统的研究方式在“大数据迷潮”的冲击下，呈现式微之势。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代的钟摆摆向一个极端时，我们要积极运用想象力，以应对这股“抽象化”浪潮。
1.大数据与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思维”
大数据时代，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中最不被赞赏的就是“假设”。现在的“什么”(What)永远比将来的“如果……将会”(What If)重要。大数据思维理解世界的方式不是假设，而是数据驱动的相关关系分析。它们认为假设意味着有错误的可能，大数据虽然给出的分析结果是模糊的，但却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数据不会欺骗人”。它教导人们要习惯于听“数据说话”，只需知道“什么”，不用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就不可避免地导出人类的“假设欲望”与“可能性思维”。虽然大数据也存在大量的“概率预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对于“可能性”的认可，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指静态的，基于特定数据的“可能性”，而不是人的“可能性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如果只是通过特定大数据的相关分析，那么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最高概率的可能”，也就是最终的结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教育研究的也是“成人”与“成事”的规律问题，期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与可能性，行业专家的作用，无非是利用自身的经验和科研敏感性提出教育问题，从而罗列各种可能性并一一验证。这个过程，虽然免不了各项数据的支撑，但是充满了“可能性思维”“直觉”以及“移情”作用。我们不能苛责教育研究者的“有限理性”并为“大数据”的“全知全能”作辩护。因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人心与人事，恰恰不需要“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基础上的“理解”与“阐释”。所以，在教育研究中，不能只让“数据说话”，专家与教育者必须要有勇气运用可能性思维，发出自己的声音。
2.大数据与教育研究的“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指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之后进行判断和决策的一种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11]所谓的“反事实”，指的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其他可能性的替代性虚拟。它本质上也是可能性思维，但是尤指过去未发生的可能性思维。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其对象也是过去发生的事实，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既定条件的结果。如果说缺乏“可能性思维”，使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多样化的前瞻性，那么缺乏“反事实思维”则使大数据丧失了多样化的反思空间，使多样化的因果探求成为不可能。事实上，大数据的核心思维方式本身也就是放弃“因果关系”，转而拥抱“相关关系”。但是“反事实前提”恰恰是研究的想象力所在，也是打开新的研究空间的基础与前提。大数据预测过于强调与相信相关分析，会丧失对于新的教育问题的敏感性与突破性教育理念的诞生。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大数据海量信息的准确性，那么基于此的所有相关分析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在这种局面下，教育研究者更需要不迷信数据而拥有反“事实”(虚假的事实)思维。很多的大数据的研究者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警惕相关分析的局限，那么大数据则会扼杀创新。[12]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者需要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相信数据事实，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教育真相”。事实上，别说是数据并不能代表真实，即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相，再退一步讲，即使所见为真实，但是运用“反事实思维”所得出的真实也同等具有研究价值，即使它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