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DC圈2月19日报道：史料海洋给我们提供的是人类经历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证明、证伪历史结论的基础数据。希望读者能从三位量化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
历史只有工业革命前后之分
大数据研究不仅能预测人未来的行为，也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过往的历史。斯坦福大学Clark教授说，“历史只有工业革命前后之分，其他的历史细节虽然很有意思，但不关键。”为什么呢?一方面，世界人均GDP在公元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了本质性变革。
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同期，西欧国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从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长到1820年时的1204美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也大致如此。而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既然没有实现财富增长，那么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那个时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有很多改朝换代，但Clark教授认为，“用不着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误导”，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模式”，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使接下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会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又导致战争的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在这个周期中循环。
Clark教授通过对英国人遗嘱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的生育率跟财富水平高度正相关：越有钱的夫妻，小孩数量越众。在16世纪期间，最富的三分之一英国人死时平均还有4至6个小孩健在，中等财富的英国人离世时平均有3.5到4.5个小孩健在，而最穷的三分之一英国人离世时只有不到3个小孩活着。到18世纪末，基本情况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小孩数越多，只是每家的小孩数量都降到4个以下，并且各财富阶层间的小孩数量差距明显缩小。
工业革命到来之后，小孩数量就基本跟财富水平没有关系了。而从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间，情况正好反过来：越穷的英国人，小孩数量反而越多，完全改变了工业革命之前“适者生存”、“有钱者生存”的规律。穷者还是追求小孩数量，而富者更注重小孩的质量和自己的生活品质。Clark教授发现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穷人的小孩数更多，但富人的平均寿命更长，这可能是后者更侧重生活质量的结果。
Clark教授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很有启发。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50美元(跟西欧一样)，到洋务运动的起点时也仅为530美元。在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几千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些制度与文化体系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检验，还是只经历了几年、一两个朝代的考验，并不存在本质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收入与生活方式处于静态不变的状况下，那些朝代到底叫“汉朝”、“隋朝”、“唐朝”、“宋朝”，还是“元朝”、“明朝”或“清朝”，这些细节意义不是那么大，至少没有原来我们强调的那么大。
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洋务运动把工业革命请进中国，由此真正把引发社会变革的工业技术和相配思维方式带入中国，让中国有机会走出困扰社会几千年的马尔萨斯式陷阱，结束过去重复的静态朝代更替周期。
玉米和红薯曾这样影响中国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贾瑞雪教授研究中国历年农民暴动起义跟自然灾害的关系。她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在16世纪玉米、红薯进中国前，干旱年里平均每12个州府地区就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玉米、红薯于16世纪引进中国后，即使在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世界”粮食作物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红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动起义和红薯、玉米之间做选择，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从现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红薯和土豆带回欧洲。按照学者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从27%到35%，并帮助催化了工业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