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推进,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同时,数据安全常常超出传统的安全范畴,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掌控数据主权,实现数据驱动发展,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以其远远超前于时代的科学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应对之策。上世纪70到80年代,钱学森用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并探索应用于海量数据的存储、传输、分析,实现“数据—信息—知识—智能—智慧”的综合提升。这套思想方法为互联网时代到大数据时代迈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奠基。钱学森30多年前萌发的“以系统工程为核心、以综合集成为手段”的数据思想,仍旧闪耀着真理光辉,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钱学森超前谋划的“数据治权”
钱学森的数据思想,源自于他领导国防科技情报和信息工作的长期实践,就是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实现数据“活化”,真正发挥数据资源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掌握“数据治权”。
着眼长远的战略性。1963年钱学森指出: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的积聚是非常迅速的,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收集、研究、建立检索系统、提供情报服务等各方面统筹考虑,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当时尚未提出“大数据”的概念,但钱老已敏锐地察觉到数据迅猛增长的趋势和价值,并强调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
引领时代的前瞻性。早在1978年,钱学森就预言:“沟通全世界,形成全球性的情报体系是大势所趋”,“恐怕不久的将来,全世界总是要建立情报资料网,这个网络与全球的计算机网络、卫星系统、资料库、通信线路、用户终端等设施都要互联互通”。钱学森所说的这个沟通全球的数据基础设施,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
化知为智的创新性。钱学森开创性地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的方法引入到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中,为大数据向智慧层次发展提供了一整套有效管用的方法论支撑。
用钱学森智慧掌控“数据主权”
从国家层面看,数据主权应包括:国家对本国管辖地域范围内,任何个人和组织收集或产生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存储、处理、传输、利用的运营主体、设施设备等进行独立管辖,并采取措施使其免受他国侵害的权力。没有数据安全、丧失数据主权,就是把国家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大数据产业就只是看上去很美的空中楼阁,发展越快越危险。因此,需采取有效手段,在实现数据治理的同时,以网络安全法为统领,加快数据主权立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的数据基础设施,把数据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系统工程引领,“大数据”聚变“大智慧”。构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打造“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智慧化系统,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集成,推动工程系统、政策系统、社会系统“从不满意状态到满意状态”的综合提升,实现“数据到决策、数据到研发、数据到生产”的颠覆性创新。
天空地海联通,“大数据”需要“大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国家已经把“天空地海一体化”作为大数据战略的内在要求。在国防和军事方面,“数据流牵引指挥流”的未来战争形态,根本上依赖天基系统的信息支援。可以说,没有天空地海联通,就不可能在大数据这一战略资源的争夺中掌握主动。
数据主权保障,“大数据”呼唤“大安全”。我国大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重要产品尚未实现自主可控,数据主权面临着潜在隐患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数据“心脏中枢”受制于人。目前互联网13台根服务器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台辅根服务器中有9台在美国。所有的互联网域名解析工作,由美国商务部控制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监管机构(ICANN)来完成,导致了全球数据对美国单向透明。二是数据“骨干枢纽”尚难自主。国外的路由器、交换机设备制造商,在我国骨干网核心节点,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和行业当中,占有极高的市场份额。三是数据“末梢神经”广被渗透。外资企业占据了大数据终端设备的庞大市场份额,使数据安全面临极大风险。这些企业有时会迫于压力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运用其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获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敏感数据。四是数据跨境监管制度滞后。我国互联网行业几大巨头均为外资控股,容易受国外势力影响,造成联网用户海量数据在无监管情况下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