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十一亿的手机用户，还有2.5亿的固定电话用户，以及1.4亿宽带用户，这些数以“亿”计的用户掌握在中国三大运营商手中。
运营商可以看到这些用户的年龄、品牌、资费、入网渠道，还能够做到他们的上网时间、上网地点、浏览内容偏好、各种应用的使用时间等；运营商还能够知道这些用户用了什么样的终端，包括IMEI、MAC、终端品牌、终端类型、终端预装了哪些应用、终端的操作系统、终端的尺寸等。此外，Web浏览记录、传感器信号、GPS跟踪和社交网络信息等数据也都会被运营商掌握。
从这些数据中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和消费喜好，正是大数据的精髓所在。
事实上，中国的运营商在大数据上的尝试早已经开始。
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大数据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爱立信为世博会做过一项工作，帮助组委会提供人流信息的服务，确保世博会的安全。因为世博会当时人满为患，很多场馆需要排队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爱立信通过运营商无线网络上的信息，判断人流的密度。
这才只是运营商大数据运营的冰山之一角，关于大数据的运用，对于运营商来说，还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2012年，西班牙电信英国公司与市场研究公司GFK联手，成立新部门——西班牙电信数字洞察（Telefonica Digital Insights），致力于大数据产品开发。东南亚最大的电信公司新加坡电信（SingTel）也公开表示，分析和大数据将会成为公司的“大角色”。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肯定了运营商在大数据上要下大力气。“大数据对全社会都是机会，对运营商也不例外，中国联通正在积极为大数据做准备。”
拥有数据，并不代表大数据的使用可以信手拈来。
数据，在商机中可以成为利器，数据，在利益中也会变成杀手，在用与不用之间，在怎么用的权衡中，“数据”成为运营商大数据挖掘的双刃剑。 阅读全文 ?
面对大数据：中国的运营商做了什么
雷涛 天云大数据CEO
天云大数据是一家专业从事大数据业务的新型公司，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大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电信运营商是他们的重点行业客户，天云大数据CEO雷涛已经明显感觉到电信运营商在大数据上的积极部署。
大数据的运用分为三个层面：Algorithms（算法）、Machines（机器设备）、People（人），从这三个层面看开，其实就代表着大数据探索的不同阶段。
微信与运营商的矛盾放到桌面上之后，很多人知道了“信令”这个词，“信令风暴”对于运营商来说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据雷涛了解，运营商正在做好迎接“信令风暴”的准备，把以前没有存储、没有处理的内容，纳入到平台IT，这也就是运营商在Machines（机器设备）上所做的准备。
就Algorithms（算法）的层面来说，要聪明的使用数据。某省的运营商已经开始通过分析用户上网的URL日志来进行处理，进行用户的行为分类。比如上网搜索香水的用户，就会判断为是一个“优雅”的用户，这样的信令处理就是大数据算法的体现。
至于People的含义，就是利用大数据平台，把数据流通起来。
从A、M、P这三个维度来看，中国的运营商目前已经有个别省市公司在M的层面上做出了部署，在A的层面上，一些前沿省份的运营商在积极拓展，而P涉及到商业模式上的变革，需要组织形态的支持，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总体来看，中国运营商在大数据上已经有了很强的意识，并在积极推动，与国际同步。
赵海林 IHS分析师
赵海林认为，由于国内还没有成熟的市场，所以国内运营商在大数据的商业挖掘上还没有看到应用的出现。
通常大家能看到的一些与位置有关的服务，比如餐饮、活动查询等等，其实与运营商的关系并不大，一般是通过GPS定位来实现。当然，在未来LTE发牌以后，通过LTE信号，可以使得定位的精确度提高，缩小误差范围。
运营商数据的价值实现
雷涛 天云大数据CEO
衡量社会关系含金量：运营商的数据价值是非常高的，是干净的数据，所以就显得额外宝贵。在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个人的银行交易记录、教育、职业背景等综合因素来进行信贷评估。
运营商手中握有大量的用户数据，而这些数据延伸出去，查看用户的活跃程度、联系人的范围广度等等就可以评估出用户的社会关系，这些数据同样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评估标准。
把个人的社会关系进行量化，用一个可以打分的模型度量出来，做成一个类似于Google Pagerank的排名运算法则，在不涉及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变成一个可以度量的社会资本评估体系。这将成为运营商数据加工的一个商业前景。
零售指导：在这些方面的商业潜力将会极具想象力。
赵海林 IHS分析师
众所周知，运营商所掌握的用户信息是十分精确的数据，而且手机、电话号码也是信息传递最为直接的方式，所以，当运营商进行用户信息拓展的时候，势必要有一个范畴的定义。运营商所掌握的信息，不仅仅是用户的身份信息、手机号码等等，甚至连用户的所处位置、通话状态等等都能够获取。在通信行业里，通话记录等等属于涉密信息，在这个信息的获取上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如果没有政策导向，一味只考虑利用用户信息挖掘商业价值，就会面临信任危机。
赵海林认为，运营商把用户数据进行商业挖掘，需要有政策和法律进行先导，规定数据挖掘的范畴和界限，在运用数据的同时，又如何能够保护好用户的隐私。
其实，一个人的社交资源评估，在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就已经可以体现出，而且互联网的监管相对更开放，通过社交网络的信息就可以分析得出。
开放的信息有没有价值也是大数据商业化值得琢磨的地方。如果有了政策监管，那么运营商能够释放哪些数据信息来进行商业挖掘呢？而释放信息，又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出来呢？释放出来的信息会不会被竞争对手加以利用呢？这些都是运营商思考大数据要考虑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