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张涛甫
“大数据时代”会引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对大数据技术的成功运用，将会改变个人日常生活、企业决策乃至政治治理的形态、结构，带来惊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
信息超速催生“大数据时代”
人们一直存有这样的印象：信息是个好东西。既然信息是个好东西，就应该多多益善。其实，这种想法是信息稀缺时代的产物。由于我们曾吃尽信息贫乏和蒙昧的苦头，于是就拼命追逐信息、占有信息，甚至还固执地认为，占有的信息越多就越好、越有力量。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不再稀缺，信息的失速繁衍造成信息的严重过剩。当超载的信息逼近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值时，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我们会不堪重负。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会产生一种无助感。
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引爆出海量的信息。而这些突然间生发出来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传统管理与控制能力，凭借人们既有的信息处理能力已经对付不了超速扩张的海量信息。2000年，数字存储信息占全球数据量的1/4，另外3/4的信息都存储在报纸、胶片、黑胶唱片和盒式磁带这类媒介上。而2007年，只有7%是存储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上的模拟数据，其余都是数字数据。到2013年，世界上存储的数据中，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2%。面对这样的信息扩容，我们只能望洋兴叹了。
“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现在还无法预料。“大数据时代”会引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美国著名摄影师兼作家里克·斯莫兰认为，大数据将成为人类的仪表盘，一个帮助人们对付贫困、犯罪和污染的智能工具。哈佛大学定量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盖瑞·金，以“一场革命”来形容大数据技术给学术、商业和政府管理带来的变化，认为“大数据技术将触及任何一个领域”。对大数据技术的成功运用，将会改变个人日常生活、企业决策乃至政治治理的形态、结构，带来惊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
知识生产格局被改变
这里的知识包括信息、数据、图像，甚至社会态度、价值和其他象征的意义。在“大数据时代”之前，知识生产是印刷时代的产物。这种知识生产是15世纪古登堡时代的延续。印刷革命引爆了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哥白尼式革命”，它使得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突破了精英、贵族的垄断，开启了知识传播的大众时代。同时，也确立了“机械复制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与印刷时代相比，互联网新媒体开启的“大数据时代”，则是一场更为深广的革命。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往往是呈几何级数式增长、病毒式传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颠覆了印刷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新媒体遍地开花，打破了传统知识主体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也打破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壁垒，改写了静态、单向、线性的知识生产格局，改变了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播模式，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抛入空前的不确定之中。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知识生产若再固守印刷时代的知识生产理念，沿袭此前的知识生产方式，就会被远远地甩在时代后面。面对汹涌无垠的信息瀚海，传统知识生产主体如同一个个信息孤岛，随时会有被淹没的危险。
权力逻辑被改写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权力的来源有三种：暴力、金钱和知识。三者的品级是递进的。暴力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而金钱的段位高一些，属于中级品质的权力，最高品质的权力就是知识。知识摇身一变成当今品质最高的权力，它改变了以往附属于金钱与暴力的地位，从而成为权力的精髓，甚至成为扩散前两种力量的最高原则。这是进一步了解未来权力转移方向的前提，也可以用来解释全球如火如荼地争夺知识控制权和传播工具的原因。托夫勒提出上述观点，是在20多年前，可见，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极具预见力的，他深刻地意识到知识对于权力的革命性影响。阿卜杜勒·萨义德和刘易斯·西蒙斯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合著的《新领土权》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权力的本质正在发生激烈的转变，以往权力的产生是因为贫富不均，现在则是因为知识程度的差距，特别是科技，以及控制政治经济事务的知识。”就是说，谁掌握了知识的控制权和传播权，谁就拥有了权力的主动权。
“大数据时代”的权力逻辑被深度改写。在政治领域，权力格局因信息资源配置的变化会发生深刻的变异。在“大数据时代”，会出现一种悖论性的信息布局：一方面是信息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甚至人人可以占有、生产、传播信息，信息唾手可得。这使得由信息垄断造成的权力控制不再有效，信息自由度的加大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海量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信息消化能力。面对堆积如山的信息资源，普通人是无能为力的，难以应对海量的信息。这就为一些有强大信息生产和处理能力的行为主体提供了契机，创造了新的权力空间。谁有能力消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谁就会更有力量驾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