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张小彦）社会管理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一系列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家庭破裂，儿童、妇女、老人被虐待，青少年早孕，酒后驾车，酗酒，吸毒，青少年犯罪，性病、艾滋病，精神病，都将出现增长的趋势。这些在公共健康领域的行为健康问题，都与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有关，产生根源是传统社会和家庭结构被改变，现代社会机遇多，节奏快，流动大，人口密，变化快，社会激烈竞争对人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
笔者最近回国探亲时与一位出租汽车司机的谈话就反映了这种竞争压力带来的“现代病”。这名司机拼命挣钱为孩子在校外补课，当我问这位司机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得直截了当：“人家老师说啦，你不给孩子吃小灶，他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这种社会学上的“现代病”现象，体现的是个人小齿轮在社会大齿轮的带动下飞转，整天忙碌，却不知为什么。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却下降了，居住在同一栋大楼却很少来往，身在闹市却觉得孤单寂寞。信息交流渠道多了，心灵深处的沟通却少了。这种“现代病”及其产生的后果对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管理决策需要有科学含量的系统数据
社会管理有两大领域：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西方发达国家每年都要在社会管理上投入大量资源。这种社会投资与商业投资不同，回收的不是利润而是社会效益。尽管在社会投资的管理和使用上各方各派一直争论不休，但不争的事实是，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共识是，面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管理决策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集体智慧和系统数据之上，即以数据为驱动的决策支持 （Data-driven Decision Support）。同时，社会科学是科学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包括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卫生学、教育学、信息管理学等等。社会管理科学化的理念也由此产生。
社会管理科学化不等于社会管理数字化。没有科学含量的数字的意义是有限的。这类数字可用来发现问题和表述政绩，却不能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层规律，也不能引导出解决问题的长期有效方法。可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简单的数字更可被政客用来为一时政治需要服务。因此，采集什么数据，如何采集，采集的频度、精度、标准，如何处理和分析数据都需要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凭某个领导的喜好主观地选择数据。
由于人脑记忆量、推算精度、体力限制以及主观认知差异，传统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及“实地考察”虽然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现代社会管理的决策依据，尤其是重要的决策。因此，社区和社会层面的管理决策更需要有科学含量的系统数据。中国实现社会管理科学化的难点恰在此处。
美国社会管理科学化过程
每年，美国各级政府及各类慈善基金会都要投入几千亿美元支持各种社会服务，包括家庭和儿童服务、社会救济、健康教育、防毒、戒毒、酗酒防治、戒烟、家庭服务、妇女儿童虐待防护、社保、精神病防治、无居所人员救助、艾滋病防治、青少年早孕预防等等。同时，支持社会服务，对于准确地评估社会服务的质量与绩效，引导对社会投资的导向，完善政策的制定，减少浪费，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深远意义。因此，社会管理科学化成为上至国会下至纳税人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社会服务是与人打交道的，不像工业生产和金融管理有硬指标来评估其效益。因而，一批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就提出，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及数据采集模式来提高社会管理和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软指标的硬度）。近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迅速普及又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新手段。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向贫困宣战（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