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到底还有没有人愿意当超人？”李嘉诚的商业伙伴和知己周凯旋告诉大家，答案是否定的，“这年头没有人愿意当英雄，更没有人愿意当超人。”
过去几十年来，李嘉诚先生被称为“李超人”,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华人社会的企业家精神领袖。然而近年来，他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开始在香港受到挑战。
实际上，香港的创业精神十年前便走上了下坡路。香港中文大学对香港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发现，香港的创业水平出人意料的低。
始于2002年、涵盖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创业观察”国际研究显示，香港的创业活动普及率仅为成年人口的3.4%,是全球创业活动率最低的地区和国家之一。
即便香港随后迎来了“自由行”带来的零售业繁荣时代，过去十年创业活跃度并未出现明显好转。2009年的研究结果称，香港只有3.6%的成年居民从事早期阶段创业活动，低于美国的8%,更远低于中国内地18.8%的创业人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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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的香港”
一名加拿大人见证了香港企业家精神的由盛至衰。
乐裕民（Bruce Rockowitz）35年前来到香港，以职业网球选手身份参加巡回比赛。当时他只有19岁，在香港的乡村俱乐部做兼职网球教练，小镇长大的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劳斯莱斯和奔驰名车。他的人生也就此和香港结缘， 包括此后和歌手李玟结婚定居香港。
“当时的香港和现在不同，以前没有这么多好的餐厅、娱乐和酒店，当时对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创业。”乐裕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当兼职教练期间，他遇到了“兰桂坊之父”盛智文（Allan Zeman），加入一家名为Colby的贸易公司成为合伙人。1984年两人合开兰桂坊第一家餐厅California Restaurant, 为兰桂坊的兴起打下伏笔。
2000年利丰集团收购Colby,乐裕民过档利丰，并在2004年成为利丰有限公司（00494.HK）行政总裁，十年来带领利丰从60亿美元收入增加到200亿美元。今年7月，乐裕民将利丰交棒给冯氏家族第四代冯裕钧，出任利丰分拆上市的利标品牌（00787.HK）的行政总裁。
此外，乐裕民还在2002年和朋友合伙建立了连锁健身会所品牌PURE, 如今PURE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台北和纽约设有分店，有超过5万名客户，雇佣超过千名员工。
而如今，有创造力和想法的香港人难以创业，在很多人包括乐裕民看来，高昂的租金是一项重要原因。“香港的竞争力被高昂租金伤害，新人很难进入市场，已经成功的人则更容易将新来者赶走。”他说。
他的老友盛智文最近说，“香港被卡住了”（Hong Kong is stuck），乐裕民则说，“香港很多方面被内地宠坏了”.他称， 700万人口的香港和13亿人口的内地只有二十分钟距离，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在香港创造品牌带到内地销售，“但有多少品牌在香港诞生？”
“香港的银行业很大，但这不是企业家精神。”乐裕民说，“香港未来必须创造一些东西，香港人必须要更有企业家精神。香港需要100个盛智文、100个乐裕民。”
李嘉诚大拼图的一块
此时，三名来自加拿大的年轻人正在书写他们的创业故事，而香港只是过客和桥梁。
Nanoleaf（纳米格有限公司）由三名多伦多大学毕业生创办，发明了全球具有最高能源效益的LED 灯泡。这家制造节能LED灯泡的公司，去年底获得了李嘉诚和周凯旋的青睐，成为李嘉诚旗下风投公司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迄今为止投资的唯一一家香港公司。
“李先生和Solina（周凯旋）是我们的最佳推销员。” Nanoleaf创办人兼营运主管闫思成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但我们都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总部则设在深圳，以更接近供应链，了解市场信息。”
作为李嘉诚基金会董事、维港投资创始人，周凯旋首次高调在公众面前亮相。今年5月她带着七个科技创业项目，在北京、西安、苏州和广州进行名为“科技夹子”的巡展路演。
这七个科技创业项目涉及食品、农业、能源、环境治理、生物工程、医疗和大数据等领域，精选自维港投资57个投资项目。维港投资是李嘉诚进行科技风险创投的旗舰，所投企业主要来自以色列和美国，而香港只有Nanoleaf勉强可算为一例。
李嘉诚对这家灯泡公司的投资，以及在某次媒体访问中把玩造型独特的灯泡，令Nanoleaf一夜走红。近日他们再次通过海外众筹网站为可调节亮度的新灯泡产品募集资金，90分钟内便达到30万美元的募资目标。
目前Nanoleaf灯泡最低售价高达35美元，一个月生产约5000个灯泡，出货时间至少需要60天。现在公司正在东莞建立全自动化生产线，希望能将价格下调。
“巨人们支持小创业公司，对后者的盈利能力其实并不太看重。我们运气好，在适当时间做了合适的事。”31岁的闫思成说，“没人想投资小创业公司，李先生和Solina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了解最新的科技，想要改变世界，而我们只是他们那个大拼图里的一块。”
银行家多企业家少
创业精神离香港越来越远。在最近香港举行的一个投资论坛上，不少投资者问了同样一个问题：香港有低税收、高效政府、倾向性政策、完善快捷的通讯基础网络和全球认可的法律制度，香港为何不能成为硅谷？
“hi-tech high嘢、low-tech捞嘢”,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及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期香港有不少企业家投身发展高科技，但很多人以亏本收场，因此有了这句意为搞高科技吃错药、搞低科技才能赚大钱的广东话俗语。
香港从未成为科技创业热点，香港特区政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努力推动的科技创业，一直未能形成气候。
香港特区政府1999年便提出发展资讯科技，2000年政府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旗下公司合作开发数码港，试图培育大量科技创业企业。同年，香港创新科技署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成立，翌年成立香港科技园，政府还推出各项基金鼓励支持科技创企。
然而，数码港却成了一个地产项目。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大诚（Rocky Lee）为大量硅谷和内地互联网公司提供服务，他称，以10分来计分，香港成为硅谷的希望只有3分。除了高价租金外，香港没有市场也让科技创业者止步。同样重要的是，香港并不具备科技创新人才。
三度创业的香港电视创办人王维基说，企业家精神不是靠政府资助，而是看整个社会文化是否崇尚，香港从学校教育开始便是最传统的教育，“创业最重要的便是有反叛精神。”
同时，希望一夜发达的短视也消磨了创业精神。乐裕民称，香港有很多银行家，企业家却越来越少。思科（24.95, -0.05, -0.20%）大中华区收购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张柏舟说，香港的大学生们选择做银行家、律师和医生，用脚给香港是否能做硅谷投了票。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史美伦认为，要在香港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企业，香港还没有条件。
她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香港特区政府希望成立科技局，以帮助做大科技产业，但她看不到在很短时期内能够做到很大规模。她认为香港应在现有基础上，把现有的优势发挥出来更重要。
雷鼎鸣说，假如香港未来能发展高科技产业，最主要是人才。一是要和深圳结合，二是大量吸引有高科技产业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派。他称，如果能获得中央政策支持，香港在生物科技和环保方面还能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