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工智能足够发达，那它那种无私而理性的状态也许很适合做公务员，负责公共事务执行层面的事情。
容易搞定的科技，不容易搞定的自己
宏观来看人类社会的问题并不复杂，社会的供给端是自然界，而消耗端则是人内心的欲望。人自身有极为复杂的一面，所以有的时候人自身也是被消耗的资源。科技则决定了各种资源开采和消耗的速度，但对节制人的欲望全无帮助。这样一来人口与人心里的欲望相乘就是消耗一端的总和。所以我们总是有两个大状态，一个是科技与资源的乘数大于人口与欲望的乘数，一种则是前者小于后者。
大于或小于很难精确度量，但理论上一定存在，而这界限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在前者的情形下问题主要出在人类没有战胜自然，而后者问题则更多出在内在分配不公或者欲望没有边界。如果我们认为欲望和代表宇宙都是无限的的话，那这等式其实是可以有成立的机会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科技与自然这一端其实是在不断高速增长的，这意味着越往后人类要解决的问题就越是自己的问题，但供给端和消耗端发展速度是失衡的。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比喻成一架向前飞奔的马车，那现在各种力量只是让它不断加速加速再加速，但在让变得能够承受那么高的速度上则加强不够，这就意味着车毁人亡的风险在不断累积增加。
通过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晰的在在科技和自然的一端看到这种加速的趋势。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911年12月挪威阿蒙森探险队首次到达南极极点，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终于在月球着陆，1976年海盗一号触及火星表面，2013年12月“旅行者1号”飞出太阳系。在过去麦哲伦横渡太平洋用了100多天，但现在随便哪个人，只要你愿意花1到2万人民币，那你就可以用17个小时左右从北京飞到纽约，再用7个小时从纽约飞到巴黎，再用13个小时左右从巴黎飞回北京，总计用时37个小时。而所有这些大事件的达成只是最近一百年发展的结果。
在搞定社会结构和问题这一端，虽然也有发展，但就没那么快，并且基本上处在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的状态。科技的发展可以累加，但社会的发展通常是解决某个问题的同时就会制造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努力让自己收获更多粮食，但粮食更多随后就导致战争规模加大；想节省人力所以制造机器，但机器反过来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消耗更多的人力；我们发明抗生素来治疗感染，但随后就有滥用抗生素问题。
这样看下来，我们似乎可以讲人类根本没能力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形下解决自身的问题。
无私与有情的对冲
《三体》这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想象了许多环境上的极值，同时给出了那种极端环境下最适合的组织形态。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三体星人，三体星人面临极为苛刻的环境，所以为了生存他们生理结构是心灵传输，精神共享，很像是一种单一体。三体星人的状态正是有群无己的极端状态，也可以说是百分百的天下为公。在这种状态下智慧生命是无私的，并不会把大家的东西划拉到自己的怀抱中。
但我们智人不太能这样，我们更倾向于损公肥私，即使损失大家很多，但如果自己损失很少，可以获得相当收益，智人也是会干的，经济学家经常用公地悲剧来表现这事：
我们鼓励你在这一点上简要回顾第1章经济透视1.1中的5个经济推理命题。这些经济推理命题有利于解释集体所有制和产出的共享（平分或固定份额）如何导致“免费搭车者”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虑共享土地所有权，且共同生产了100蒲式耳玉米的10个工人，平均每人消费10蒲式耳玉米。假设一个工人开始偷懒并将其劳动努力减半，从而导致产出减少5蒲式耳。由于产出共享制度的安排，偷懒者的消费量和其它工人一样，现在都是9.5蒲式耳。尽管他的努力已经下降了50%，但他的消费量只下降了5%。偷懒者是在搭他人劳动的便车。-- 《美国经济史》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公共资源越多，就越可能被掌握权力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瓜分，而不是维持其本来目的。
这可以看成是无私和有情的对冲，有情所以有私。
既然人有远近亲疏，那当事人肯定更倾向于保护离自己近的人，所以我们才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但也正是这种情感会驱动人们把公共服务项目变成自家的地盘。
北京大学的冯军旗博士曾经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博士论文叫《中县干部》，论文里他对县际政治中的政治家族现象描述得特别详细，他所在的那个县，从政治到经济，基本掌控在几个家族手里。
其实这并不是个新问题，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远近亲疏不同，那受到的回报就不同。海瑞这种六亲不认的，虽然名声会很好，但通常并不会有太大成绩。
这种有情落支撑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母亲确实会用自己的身体来给自己的孩子撑起一小块安全的空间，但在公共服务领域又确实会导致问题，公共服务需要无私，但有情的本能人会把周围的人分远近亲疏，这会对本应无私的世界进行渗透。
在公共服务上产生这种差异无疑并不合适。公共服务的本质含义是个人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让渡出部分自己的资源，形成公共部分，并反过来从中享受某种服务。这就好比纳税后修路，那当然所有人要按照相同的交通规则来享受路权。这就是无私与有请有欲冲突的地方：一方面要求完全遵守规则，冷酷无情；一方面则会受现实因素，必然会有某种先天倾向。
人类曾经有过大同世界这样美好的理想，所以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但现在看来有情与必然产生的金字塔结构天生就会破坏这种理想。阶层本身背离自己的应有目的，变成一种利益分配规则，而有情则定义这种利益脉络的走向，让现实越发背离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本应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反倒会成为实现目的的障碍。所以说有私、有情正是人类搞得定科技，但搞不定自己的根本原因。
当公务员变成人工智能
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问题，如果公务员变成人工智能，那会不会让问题有所好转？
公共事务并不是个人私欲的一种很好载体，因为理论上讲公共事务服务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经济竞争则正相反，这种场景下每个人追求的正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构想的经济世界里正是每个人竞相追逐私欲，当结果却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后来实践中我们发现这设想有对的部分，但纯粹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会整个系统产生伤害，出现各种金融危机，于是政府出来扮演裁判员。不同的思想家会对政府的角色进行不同的诠释，但一个不能忽视的根本事实是政府所做的事情正是公共事务，正好与经济竞争相反，不能释放私欲。所以就要有天下为公类的呼唤来与人的本能冲动对冲。
公共事务就其本质而言是要维护某种秩序，所以更多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创新创造，这也许对很少一部分是适合的，但并不太适合人类，这就与工厂流水线的工作其实并不适合人类一样。
所以从欲望的扩张和例行公事两个角度来看，公共事务更适合由人工智能来取代。原则的制定由于牵涉人的价值选择，必须人来搞定，但其后续执行，大部分的工作更适合人工智能而非碳基的人类。而人工智能取代这类工作可以有两种具体的方式：
我们的世界数据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凡是和个人相关的手续性的东西越来越能够单纯的通过数字来完成，比如社保的处理、出国的签证、纳税等。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个人身份的唯一标识，这点越来越会向人的生物特征倾斜，指纹、眼纹、声纹、人脸、虹膜要做的都是个人身份识别，如果这点可以突破，那人确实不太需要跑到各个地方来办理与公共事务相关的东西。这和银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以前人们总是要到银行后，才能办理与自己账户相关的事情；但招商银行因为后发所以大力推广网上银行业务，到了今天大部分银行业务是可以通过插入一种叫U盾的东西后，在家里办理的。
另一种替代则和富士康机场里机器人替代传统的工人类似，在机场海关这些地方工作可以定义的非常清楚，这样就可以通过生物标识来确认当前人员的身份，接下来相应的各种手续都通过智能机器人来完成。这点很可能现在巡逻这样的岗位开始，巡逻的目的是发现异常，如果分解这工作，你会发现人类在异常的识别上有优势，但在敬业和看清楚、听清楚这样的信息收集以及敬业上完全没机器人有优势。所以只要机器人内置的智能可以更好的识别异常，那就必然会导致机器人的全面胜出。
不太好搞定的确实是了解民情、调解、回答解决各种预料不到的问题，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数据化程度的提高正好会对冲这一困境，而纯人情上的扯皮问题则会自然的因为人工智能而消失。面对人有人情，面对人工智能有什么人情。
我们可以把视角再拉远一点，想象下公共事务如果由人工智能来处理会达成什么样一种效果：
这时候由于各种事情是基于数据的，所以完全可追溯，这意味着事情的处理是透明的。其次由于机器本身只需要能源，所以这种服务是可以24小时提供的，最后由于人工智能是无私的，所以它可以极为公平的处理各种事情。
透明、无私、可追溯可以更公平的处理公众事务并且可以24小时服务，这至少听起来不错。
如果说真有强人工智能，并且必须选择一个领域来展开应用，那这领域其实应该是所有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领域。
小结
这其实是一种新的三权分立，人类认识到自己的界限，把自己不太容易搞的定的部分分给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