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我国启动移动通信虚拟运营，年中公布试点方案，年底发出第一批移动转售试运行牌照(虚拟运营)，原安排是到2015年底结束试运行，现在离那个截止期也只有两个多月了。这个行业发展如何?参与者都挣到钱了吗?推动电信运营商改革了吗?
最后一个应该是有效果的，受虚拟运营商加入影响，三大基础运营商的资费调整更人性化了。4G套餐门槛明显降低，组合套餐推出，用户有了更多选择，更多的服务可在网上完成，无需再到营业厅……
但虚拟运营商本身呢?有个数据说，前几个月，虚商已经发展了1千多万用户，还有一个数据说，新增移动用户中，虚商占到了4成。看看最新工信部的数据，2015年9月末，我国移动用户接近13亿，普及率达到了95.0部/百人，而1~9月共新发展移动用户1372.3万户，也就是约平均每月150万户。虚拟运营商用户只占到了移动用户总数的1%多点，而获得牌照的运营商有42家。这与曾经有专家预计的2014年、2105年用户数相距甚远。
也就是说， 虚拟运营商并未发展起来，移动转售试点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其实，这应该在意料之中。
原因1、 决策周期占用试点时间过长。 记得当初公布试点时，有记者问我，试点时间是否过长，我回答说，最长两年半，最短一年半的试点时间并不长，并不一定能试验出问题来，结果到第一批牌照发放时，试点时间已过去半年，到第一批企业开始放号，又过去了四个月，也就是说，最多的企业只有20个月的试点时间。这个时间远远不够。
原因2、 启动试点时已错过了用户发展红利期。 启动试点时， 全国移动用户普及率已超过90部手机号/百人(最新数据是，2015年9月底，全国移动用户普及率达到95 部手机号/百人，9省市区超过100 部手机号/百人 )，发展新用户成本提高，三大基础运营商已将重点从发展新用户转为保留老用户，对移动转售来说，争夺用户已不易。
原因3、 启动时间选择了不恰当的网络技术期。 启动移动转售试点应该选择一个网络相对稳定的时间，而我国，几乎是在移动转售启动的同时，发放了4G标准TD-LTE牌照，结果基础运营商自己推出了资费更便宜的3G\4G一体化套餐、4G套餐，而由于大量的服务仍需在2G/3G进行，成本并并没有实际降下来，所以提供转售合作的还是基于3G套餐设计的，结果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倒挂”，转售的销售价比与基础运营商的结算价还高。
原因4、 无限制的试点企业数量。 最开始文件中，为保证试点效果，要求每家基础运营商最少选择两家转售商合作，结果是共发放了42张试点牌照，还处于试点摸索期，激烈竞争已来。结果是，踏踏实实坐下来思考商业模式的企业并不多。
原因5、 政策环境收紧，提高了虚商的营销成本。 在移动转售试点期间， 实名制、垃圾信息管理等新政出台或实施，基础运营商之一的联通甚至连续七个月移动用户负增长，对于新进入的虚商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原因6、 无有力的扶持政策。 移动转售是政府的事，基础运营商并不是很积极，没有配套的强力扶持政策，基础运营商并未给出足够的诚意，转售服务由于离不开基础运营商建设的网络和基本服务，因此畏手畏脚。甚至中国移动的转售直到离试点结算期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才有第一个合作伙伴公布打通了电话。
我国推出移动转售服务，是在参照了先行国家，采取了加强电信服务竞争，一定程度下打破运营商网络自然垄断的手段，但试点期间并未取得明显效果，除了牌照获得者自身的原因外，我们更应该反思一下，如何选择政策的实施时间点，如何为政策的实施搭建一个良好的环境。
2008年电信运营商“五合三”重组时，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这不是最优方案，但是可以被各方利益接受的次优解，而实施的结果如何，关键看是否能够有强有力的监管政策配合，现在回头到，直到2013年初，监管几乎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结果是，导致中国移动从2008年前的一家独大变成了2014年的“一骑绝尘”。
2013年起，工信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密集推出了大量的通信服务、通信企业监管政策，但由于之前多年监管一直不到位，这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移动转售也类似，迫切需要监管思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