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有人说，中国的物联网应用很贵，成本太高，无法大规模应用普及，你作何评价？
邬贺铨：在技术基础上，要承认我们起步还是比别人晚。表现在哪里呢？现在低端传感器我们能做一些，高端的就比较难了。高端的传感器基本上依赖进口，成本太高也就限制了普及应用。比如说太湖使用传感器来监控蓝藻，据说用了6个传感器。这么大的太湖用6个传感器行吗？原因是进口的传感器太贵了，要 40万元一个，用6个传感器仅仅是示范性，演示的意义高于它实际应用的价值。
物联网的智能分析数据软件方面，几乎也是空白。尽管IBM在推“智慧地球”，声称可以帮各行业的应用提供数据分析和决策软件，但是实际上它也没有非常成熟的这种分析数据能力，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软件适用于所有行业。显然，不可能把一个环保检测的分析软件用到电网上，也不能用到智能交通上。物联网的应用面虽然很广，但是个性要求很强，这也限制了物联网的规模推广。
成本高将限制规模化应用，而没有规模就难以降低成本。突破点还是需要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另外我国有一些应用例如城市反恐维稳其紧迫性和规模化足以支撑产业发展，为物联网在其他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打下基础。
从2008年至今，在国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会展论坛上，都可以看到邬贺铨的名字和身影。他为物联网产业呐喊，为企业的盲目狂热降温。在他的眼里物联网呈现着怎样的面孔？目前的国家政策对物联网产业发展发挥着什么作用？他是如何看待物联网时代的企业竞争的？
“还没有预热，就开始长跑了”
《瞭望》：从历史上追溯中国物联网的起步，怎么评价其中国特色？
邬贺铨：2009年我国的物联网热得很快，事实上，准备不足。我们的物联网的起步实际上比较突然，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上到下发动。当然当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总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增长点。
至于说中国有什么特色呢？第一是中国物联网启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时，而且是由政府强烈引导的。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做准备运动，就跟着政府的号令枪声进入运动场，开始长跑了。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发展路线图出来。而欧盟已经有了完整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