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促电信业深层改革 九点思考探索新发展方式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史炜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2001-2002年全球电信业危机时的情景，海外主要跨国电信公司的股票和业绩，以及针对电信业的投资全面下降，不论电信制造业还是互联网产业均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洗牌。这使中国电信(微博)业在刚刚入世之时，就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的电信市场大调整。可以看出，加入WTO，世界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中国也给世界电信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为缩小中国与国际电信业的差距带来诸多新方式和新手段。
入世十年，从发展的眼光看电信业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以调整业务关系推进发展的利益重组阶段；以发展3G为核心的市场结构优化阶段；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的，以市场动力机制推进电信深化改革阶段。在三个不同阶段中，中国电信业围绕发展与改革，开放与创新，制定了诸多政策，同时，对电信产业的内涵、形态也在不断地进行探讨。国家对电信产业的干预手段，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也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重点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关注以市场动力机制推进电信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以完成电信新一轮重组和正式发放3G牌照为起点，中国电信市场进入大国时代。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阶段，国际经济的格局和游戏规则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信业的运行模式也发生了颠覆式的改变，从而使全球电信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和技术革命阶段。
以技术革命带动的电信业发展，已打破了WTO传统服务贸易的概念，“融合”不仅是技术领域的主题，也成为市场的主题。欧美发达国家的电信企业以融合技术快速突破全球的电信市场壁垒，颠覆式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世界电信业的竞争格局。
在这个阶段，中国在电信领域的思想跟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国家对通信信息技术的战略也清晰明确。但是，更大的挑战来自于电信业以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使中国电信企业再次面对全新的挑战。
2008年以美国为主体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来自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但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市场经济概念和自由市场的机理，引发了我国对改革与发展方式的思考，这也同时使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进入到深层领域，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九大方面：
其一，在入世近10年后，我们所选择的发展方式是否存在缺陷？
由于加入WTO后，我国的电信业始终以做强做大为主线，因此，不论在政策支持层面，还是在管制层面，对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均以“保护式规模发展”为主。
我们曾经担心，入世后海外跨国集团会争抢中国的基础网络，但回过头来看，至今仍无一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做基础业务。相反，欧美电信公司的基础业务已经大规模地外包给虚拟运营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我们在选择发展方式上一直坚持鼓励电信运营商成为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但忽略了这种试图大包大揽的运营方式事实上是在破坏市场合理分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在市场结构调整上，一直希望采取国外“以控制市场份额来消除垄断”的方式，但是，一直没有明确地划分清楚当前的垄断是属于行政性市场垄断，还是市场竞争性的市场垄断，是国有体制必然存在的垄断，还是市场要素分配失衡导致的垄断，由此，转变发展方式就难以找到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二，对开放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
看中国电信业的变化，不能简单以“开放”的程度来衡量与分析。开放是一种方式和手段，世界任何大国电信业的开放，均建立在对本土的电信技术拥有控制权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欧美国家电信市场的开放大都在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启动。说明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现在许多学者单纯地强调开放，并以中小国家电信业开放的成就来与中国做比较，认为只有开放和全面的自由竞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关键是忽略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工业化的程度，对电信业而言，就是忽略了本土市场对外部进入的承载能力和效果。因此，开放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而不仅是开闸放水的问题。
说明这一点的目的在于，10年来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在对外开放节奏上的把握基本是适度的，尽管在技术上我们仍受制于欧美国家，但在市场控制上，我们基本在开放消费市场和终端产品的同时，努力地改变对欧美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加大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投入。在中国通信市场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所拥有的对外合作筹码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