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要认识到中心城市过度集聚、区域一体化程度不足、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京津冀与其他地区联动发展的突出问题。
我们要以首都新机场建设为契机，打造京津冀产业协作区，启动首都经济圈建设；严格控制北京建设用地增长边界，逐步引导首都职能区域化，强化首都南部地区发展，构筑面向区域的空间格局。继续强化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引领作用，依托“双城双港”空间格局，构建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产业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河北环京津区域城镇发展，积极参与区域产业分工，整体上形成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分工体系。
要推进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在京津外围地区特别是首都机场、新机场地区构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打造面向区域的多交通方式紧密衔接的综合节点。推动城镇群、都市区内部轨道设施建设，完善一体化发展的设施支撑。
并且，还要做好区域生态共育、环境共建。统筹考虑区域对水资源的不同保障需求，共建区域性调蓄水库等重大设施。逐步完善区域生态保障，合理构建补偿机制，实现生态脆弱地区的资源共同保护与生态条件改善。重点健全北京与河北、内蒙古等地区的区域生态保育补偿机制，构筑首都经济圈生态安全格局，并加强对环首都贫困地区的发展扶持，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
记者：在三大城市圈以外，近年来成渝城镇群、长江中游城镇群等都得到了很大关注，对于所有这些重要的城镇群，您认为它们下一步发展的障碍是什么？
邹德慈：把四川、重庆合成一个“成渝城镇群”，显然看到了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现在看来，成渝城镇群的发展还有不小的障碍，主要是在行政体制上割裂，两省市不能协同发展。
另外，还有其他壁垒需要突破，比如人的因素，领导的因素。双方的领导者作为决策者，对自己省区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成渝、长江中游城镇群，包括三大城市圈，都是按照经济、交通、社会联系，基本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分割。比如京津冀地区的燕郊紧邻北京，一条潮白河把北京、河北分开，由于行政体制的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为明显的体现在房价上，燕郊的房价与北京有很大的落差。这种行政体制上的割裂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协调。
我认为，城镇群当前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协调机制，只有较好的协调机制，才能解决城镇群内部各城市、区域之间的协作与联系，发挥它们的优势，避免出现恶性竞争与矛盾。
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较好的协调机制。跨省的区域协调必须由国家出面。譬如，珠三角虽然都在广东省，但国家也要把港澳包含在珠三角城市群里面，这是广东省不能协调的。
只要大家形成共识，不同区域之间的行政割裂问题是可以协调的。关键是需要一个机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明朗。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已经提到国家层面高度。说到底，需要有一个具有统一协调能力的机构，要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我相信中央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当前，对于城镇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来讲，快速发展的高铁交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
不能都追赶大城市
记者：三大城市圈，加上成渝、长江中游，您对这五大核心城镇群这一步发展有何建议？
邹德慈：五大核心城镇群，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核心区域，是引领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最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当前核心任务是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能力。
若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推进“巨型城市”---一般是指人口规模超过8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的职能提升和空间格局优化，强化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国际化职能发展，提升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构建面向区域的开放性空间布局，推动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人口疏解，避免过度集聚发展导致的“城市病”。
需要建立城镇群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城市产业协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镇群内部差距，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应该积极探索这类地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减少工矿建设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适当扩大服务业、交通、城市居住、公共设施空间，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控制城市蔓延扩张、工业遍地开花和开发区过度分散，促进城市集约紧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