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照省内外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平等原则，积极推进城镇群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尽量避免发生进城务工人员区域歧视现象。
此外，应该建立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城镇群生态保护机制，具体包括制定区域生态安全体系的管理法规，建立区域排放总量控制与市场交易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完善平等和高效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记者：在上述五大城市圈之外，您如何判断其他中型城市发展的前景？
邹德慈：这次我们提出了“5611”的重要城镇化地区空间布局规划，就是按照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优化提升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等5个大核心城镇群，积极发展海峡西岸、海南、天山北坡、哈长、滇中、藏中南等6个战略支点地区，重点培育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天水、北部湾、黔中、太原、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州—西宁、淮海等11个城镇化重点地区。
在5大城镇群之外，要积极发展这6个战略支点地区。当前我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重大变化，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空间布局应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以门户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为引领，加快国家沿海沿边等地区开发开放，积极开展跨界和跨境合作，提升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双边、多边、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体系。
另外，还要重点培育11个区域城镇化重点地区。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集聚发展为重点，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和人口吸引能力，强化其对于各省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但是，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认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就是追赶大城市，这种老的观念是错误的。城市是否重要在于它的职能，而不是大小。譬如昆明，它只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中心城市，它没有必要去追赶上海、广州，没必要和上海、广州比大小。
再如新疆边境城镇阿拉山口，它只是我国西部重要的边境口岸城镇，没必要追赶其他大城市，它的职能就是在西部连接中亚的中转枢纽，没有其他的经济职能。
所谓的“5611”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是目前在国家城镇化大的构架下，形成“5611”这个局面。同时，在“5611”的大格局中，不要简单地相互攀比，这会造成负面作用，地方城市领导人要摆正心态。
城市巨型化倾向值得警惕
记者：我们再回过头说这些中心城市，您觉得它们在下一步发展中是否存在严峻挑战？
邹德慈：在接下来的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发展规划中，要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构建国家中心城市体系。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迅速，是当前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核心载体，但城市巨型化的倾向值得警惕。以4个直辖市、重要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市为代表，一些中心城市正在朝向巨型城市发展，如果按照各地上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则多达16个。
城市的巨型化发展，往往伴随资源能源高度紧张、城市空间“摊大饼”蔓延、交通拥堵、大气污染严重、宜居水平低下、社会矛盾紧张等突出问题，需要从政府的角度加以规划引导和调控，加快发展转型，由全面吸引集聚资源转向区域协调与带动。
要推动特大城市智能升级，调整和优化空间结构，培育国家中心城市体系。强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等城市高端职能提升发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升其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地位，引领和组织国家城镇格局的有序变迁。
同时，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边界，倒逼特大城市转型发展，避免城镇空间无序蔓延。划定现状存量建设用地更新，以城中村、城边村、棚户区、低效工业用地为重点，创新存量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更新改造模式，推动存量建设用地更新升级。
现在主要问题在于，很多城市在编制自己的总体规划时比较主观，只考虑当前发展与增长，不考虑大局与未来。很多地方圈地修建新城，很少考虑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