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逻辑理论家”对人工智能后来的一个分支“机器定理证明”的影响并不大。哲学家王浩1958年夏天在一台IBM-704机上，只用九分钟就证明了《数学原理》中一阶逻辑的全部定理。当然《数学原理》中罗列的一阶逻辑定理只是一阶逻辑的一个子集，目前，一阶逻辑的机器定理证明比起五十年代已有长足进展，但仍然没有高效的办法。毕竟，王浩证明的是一阶逻辑而“逻辑理论家”只能处理命题逻辑。数学家马丁·戴维斯和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合作沿着王浩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戴维斯-普特南（DP）证明过程，后来进一步发展为DPLL。王浩对“逻辑理论家”一直持鄙视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不专业的东西。王浩在1983年被授予定理证明里程碑大奖，被认为是定理证明的开山鼻祖。司马贺在他回忆录里则对此不满，认为王浩的工作抵消了“逻辑理论家”的原创性，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有效地证明定理，而是研究人的行为。这是后话，我后续还会有《机器定理证明简史》。
麦卡锡多年后回忆说：他从纽厄尔和司马贺的IPL语言中学到了表处理，这成为他后来发明LISP的基矗明斯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对纽厄尔和司马贺的“逻辑理论家”印象深刻，因为那是第一个可工作的AI程序。但事实上，明斯基当时为大会写的总结里对“逻辑理论家”只是轻描淡写。麦卡锡和明斯基明显是一伙的，会议是他们发动的，旨在创立一门新学科。但纽厄尔和司马贺却抢了他们的风头。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氛围也不免浮躁，这一帮人又都是年轻气盛、野心十足。
会议之后
达特茅斯会后不久，1956年9月IRE（后来改名IEEE）在MIT召开信息论年会上，麦卡锡被邀请做一个对一个月前达特茅斯会议的总结报告，这引起了纽厄尔尤其是司马贺的不满，他们认为麦卡锡只能聊，没干货，而达特茅斯会议唯一的干货是纽厄尔和司马贺的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打了一圈架，最后纽厄尔和司马贺做了妥协：麦卡锡先做总结报告，但最后还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讲他们的“逻辑理论家”并发表一篇题为Logic Theory Machine的文章。明斯基认为是他的协调起了作用，但纽厄尔晚年则只对香农的邀请有印象，而司马贺的回忆录则说是大会的主席罗森布利特和司马贺散了很长一圈步才了断。明斯基机敏异常，讲话时带幽默，但在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中，却给人印象有点太“刁滑”（cynical），原因也不难猜出。研究历史有时必须得全方位，空间或时间上的接近不见得就真实。太接近时，当事人还都活着，还在一个圈子里混，不方便互相揭短。但在接近生命末期，或者功成名就或者人之将死或者对头已死无所顾忌，敞开了说，有时虽有夸张，但一不留神就会流露真话，纽厄尔属于后者。明斯基“刁滑”可能和他身体好有关系，偌大岁数也没不惑，觉得还有好长路要走。
科学达人弗里曼·戴森在他的《一面多彩的镜子》一书中借鉴过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刺猬是那些构建理论体系的人，而狐狸则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在他眼里：爱因斯坦、哥德尔是刺猬；而费米、冯·诺伊曼属狐狸。科学史有时刺猬得势，有时狐狸当道。是不是可以说纽厄尔和司马贺更像刺猬，而麦卡锡和明斯基更像狐狸呢？具体到AI的源头和达特茅斯会议，麦卡锡认为他和明斯基是发起人，纽厄尔和司马贺是“外人”，是搅局者。明斯基的解释是纽厄尔和司马贺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心理学，这与麦卡锡和他本人的背景不符。但在随后的十年里，他本人更多地走向心理学，而纽厄尔和司马贺更靠近AI，也没什么矛盾。麦卡锡除了和明斯基关系紧密外，和其他AI群体的交流并不多，在所谓其他群体中，最有影响当属卡内基梅隆了。麦卡锡晚年回忆说那时群体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研究生，研究生就像大佬们的大使。后来斯坦福、CMU、MIT的学生确实互为教授，门户之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抹平了。
总之，1956年IRE信息论年会是个值得纪念的会议，除了纽厄尔和司马贺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外，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发表了《人类记忆和对信息的储存》（Human Memory and the Storage of Information），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魔力数字七》（The Magic Number Seven）的另一个版本，不知算不算一稿多发。同在此会上，伟大的乔姆斯基则发表了《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该文证明了有限状态句法不能表达某类语言，这是乔姆斯基分层的起源，文中引用了还没出版的不朽名著《句法结构》。乔姆斯基当时刚刚到MIT现代语言学系（该系后来演变为语言学与哲学系）出任助理教授并在MIT电子实验室做机器翻译的研究。尽管乔老爷后来是反政府斗士，但有点反讽的是他的早期研究经费都来自美国空军和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