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大家会认为这次IRE的信息论年会比达特茅斯会议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乔治·米勒回忆说他当时直觉认识到实验心理学、理论语言学、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都是一个大家伙里面的组成部分。这个所谓的大家伙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加认知科学吧。
明斯基回忆自己在达特茅斯会议期间，在纸上画了一个几何定理证明器的设计，并手动模拟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一个定理。会后的1956年9月，IBM招了新毕业的物理博士格兰特（Herb Gelernter）实现明斯基的几何定理证明器。麦卡锡此时受到纽厄尔和司马的影响，建议在Fortran里实现表处理语言，作为实现语言。这个项目在1959年实现后，IBM削减了AI的投入，把这项目砍掉了，理由是IBM不想给人以机器可以替代人的印象。IBM再次资助AI是二十几年后的1983年了，现在好像IBM百年老店只能靠AI系统Watson翻身了。
麦卡锡1958年离开达特茅斯去了MIT，他帮助创立了MIT的MAC项目。他和明斯基一起领导了MAC项目中的AI实验室，1962年他再次跳槽到斯坦福。之后明斯基又和帕伯特（Papert）合作。计算机操作系统里“分时”的概念是由麦卡锡在MAC项目中首创的。他回忆说当时机器太少，但等着上机的学生很多。于是就发明了分时系统。按说分时系统的贡献要比麦卡锡后来的AI贡献彰显得多，但麦卡锡得图灵奖可不是靠“分时”，这就像爱因斯坦得诺奖没靠相对论一样。从这个意义上AI有点像哲学：由此衍生出很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产生出许多子学科；一旦这些子学科独立，就不再待见AI了。现在计算机科学已成为成熟的学科，每个计算机系大都有三拨人：理论、系统和AI。二十年前的美国计算机圈子曾有一种说法：理论和系统的人互相看不起，但又同时看不起AI的人。AI这几年火了，但曾几何时，AI人是被压迫者。哲学曾经孕育了科学，但一旦问题被确定，就分离成为单独的科学，最新的例子是逻辑学，现在的逻辑学家都在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哲学系被彻底空洞化。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曾说：AI就是哲学。MAC项目孕育了计算机科学中很多原创的概念。以至于明斯基后来认为UNIX系统是反动落后的东西，因为他们丢掉了很多Multics中的精华。
1968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对“先进研究项目局”（ARPA）的资助方向不满，他认为国防部的钱不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之外，非军事目的的项目应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于是，ARPA遂改名DARPA，更强调“国防”。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尔梅尔（George Heilmeirer）任内，DARPA大砍AI预算。协调政府和AI实验室的工作变得头绪繁多，明斯基决定从AI实验室退位，让他刚毕业的学生温斯顿（Patrick Winston）接手。
尽管明斯基说他不喜事务性工作，但他的采访和回忆中，触及的话题总是和联邦政府的资助有关。温斯顿后来回忆时说，管理一个成功的实验室要管理好三个圈的交集：出资人（主要是政府）、科学上有创建、有国计民生的价值。他试图说服几任ARPA的头别把AI当作一个几年一次的项目，而是长期而独立的一门学科。另外他对比了早期ARPA和NSF的不同，NSF给钱少，而且都是同行评议制，结果是越有成就的（established）拿的钱越多，但很少会有根本性的原创性贡献，ARPA早期都是头们说了算，好处是如果管事的头们品味好，肯定会支持好东西。这点也值得中国科技人的借鉴：大型项目决策者的品味可以超越“透明计算”吗？
再说回海尔梅尔，他以AI不能帮助造武器打仗为理由。削减了对AI的大规模经费，但同时却重金资助了隐形飞机和空间武器技术，使美国在相关领域一直保持领先。ARPA资助的这类项目要是通过同行评议是很难实施的。ARPA几乎在同时也支持了ARPAnet，后来演变成互联网。有意思的是，海尔梅尔从ARPA离任后去了德州仪器（TI）做CTO，在TI却大力提倡AI。ARPA对AI的资助在克柔克（Steve Crocker）手里才逐步回复。大家知道克柔克是互联网的先驱之一。再后来的ARPA信息技术办公室（IPTO）的负责人中还有图灵奖获得者萨瑟兰（Sutherland），也对AI继续投入。精英制风格的ARPA，更适合做大型开创性项目，成功取决于少数决策者；而以民主制为基础的NSF，历来就是小规模资助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