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应对
由于技术改变了各行各业所需的技能，人们必须做出调整。这意味着教育和培训要足够灵活，才能让人快速高效地学习新技能。这会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终身学习和在职培训，以及更广泛地使用在线学习和电子游戏式的模拟。AI本身也可能会有帮助，它可以让在计算机上的学习更加个性化，还能找出员工的技能缺口和再培训机会。
社交和人格技能也将更为重要。当工作不再永久、技术潮起潮落、人们的工作年限更长，社交技能就成了基矗它给予人类一种优势，帮助人们从事需要同理心和人际互动的工作——这些都是机器所不具备的特质。
福利体系也必须调整，让工作间的过渡更为顺畅，并在工人们学习新技能时提供支持。一个被普遍推崇为灵丹妙药的计划是“基本收入”，即向每个人都提供收入，不论他们处境如何。但这样做完全说不通，除非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次技术革命不同以往，会侵蚀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反，各国应该学习丹麦的“弹性保障”（flexicurity）体系，它让公司可以方便地雇用和解雇员工，同时为失业人员提供支持，以便他们接受再培训和寻找新工作。福利、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应该跟着员工个人走，而非像现在常见的和雇主挂钩。
尽管技术在进步，但仍鲜有迹象显示工业时代的教育和福利体系正变得现代化和更为灵活。政策制定者需要现在就着手处理，因为拖延越久，福利国家的负担就越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相比生计被技术所破坏的人们，“不可能有更合法的目标需要立法者的关心”了。这在蒸汽机时代千真万确，在人工智能时代也依然如此。（文章来源于：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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