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消费者选择不充分，那么透明度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克劳福德认为，我们需要寻找政治杠杆，以及能改变信息生态的集体性、共同创建的模型。何塞·蒂克则将其描述为公共价值观的再次激发，主要通过了解、斗争和谈判的方式。菲克·简森对此表示赞同，但强调需要普及对话，特别是通过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对话——以及当我们处理的问题无疑是政治性的时候，不再讨厌政治手段。
在柏林，这些学者如此激烈地揭露高科技巨头所拥有占绝对优势、难以描述的权力，不过是得出了一个长久以来的结论：我们需要解决方案。（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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