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对于硅谷的部分看法可能会疏远你跟这本书的很多读者的关系。
答：我想说的是，我也对出自硅谷的很多技术感到非常兴奋。不像左派，我不会说，“这一切都很糟糕透了，我们应当抵制所有的创新技术。”我关注到的是，商界的人，硅谷的人，往往会有自相矛盾的意识。一方面，他们想要赚大钱，想要飞黄腾达，想要盈利，想要取得增长，这会导致他们做出有利于企业，而非更宽广的社会目标的选择。与此同时，他们想要觉得自己在让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好。我的观点是，人们在这方面有些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是造福全人类，但实际上他们只是造福投资者和股东。
问：在特朗普当选之后，许多进步人士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感到担忧。如果你在一家公司任职，并对它对于世界究竟有多少良好的影响感到疑惑，你应该会怎么做？辞职？
答：你可以辞职，去寺院修行，但这不会改变那些令你不舒服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你可能得有你自己的道德立场，比如如果你的职责是，制造机器人杀手，让唐纳德·特朗普能够派去非法杀害他的敌人。但身处资本主义制度的我们，所参与的体系我们都不一定喜欢。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是，参与某种集体性的政治事业。因此，我鼓励人们，要是喜欢自己现在干的事情，就继续干，同时也可以参加某种政治组织，帮助找到更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生活中，在工作之余做点别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所有的政治和道义冲动都会通过你的工作得到满足，那你时常会觉得失望的。在我看来，如果你在道德或者政治上心存不安，那最好的解决办法不一定就是辞掉工作，而是开始组织人们，共同努力使得社会变得更好。
问：你在书中设想的最后一种未来——你称之为“灭绝主义”（exterminism）——极其惨淡凄凉。
答：我是在探究所有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探究资源短缺且等级分明的未来。我有尝试避免使得人们过分强调这一可能性。重点是，它们都是可能会出现的未来，都能反映现状，我们要去力争我们想要的那种未来，避免我们不想要的未来。
问：你这本书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写的。他的当选有改变你的看法吗？你有没有想要修改的地方？
答：没有。如果有我想要修改的地方，那也跟特朗普没什么关系，更多会是因为气候变化。随着每一年的过去，思考生态灾难变得越发迫切。要知道，我们距离气候灾难并不遥远。我们在气候变化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或许需要思考实施更大范围的干预措施。光是寻求碳平衡已经不再足够了。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更加深层的干预，需要对大自然实施操控和管理。我在观望一些甚至更加激进的地球工程，比如云催化和喷大气气溶胶。我正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看待这些问题。（乐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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