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习得了人们用来建立社交关系的五种基本策略：自我表露，提到共同的经历，表示赞许，遵从社交规范（如聊天气），违反社交规范（问私人问题，调侃，或者讽刺）。
正如来自Raytheon的克劳德用“他”来指代他的鹦鹉机器人，卡塞尔用“她”来指代Sara。但在卡塞尔的大多数机器人作品中，她都没有将它们性别化或者种族化。
她所打造的其它的机器人都没有明确的性别和种族。她说，许多设计师会采用男性声音，因为他们觉得男性声音“听上去有权威性”；他们采用女性声音则是因为它听上去可信。卡塞尔则试图用她的机器人来改变这种传统观念。
卡塞尔的机器人已经为儿童群体所使用，他们有的来自条件设施匮乏的学校和社区，有的患有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疾玻那些机器人在教室里成了孩子们的“虚拟同学”，通过与他们直接互动，充当沟通桥梁和可信赖的讲解员，它们能够帮助他们学习，以及跟老师和同学相处沟通。“我致力于打造能够与人协作的系统，没有人它们就无法存在。”卡塞尔说。
像Sara这样的个人助手有朝一日可能会帮助整理衣服，又或者教数学课，从而让人工照料者或者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社交互动。按照卡塞尔的设想，机器人将会承担部分“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让女性能够追求她们真正喜欢或者觉得有价值的工作，“而不是被局限于枯燥乏味的看护类岗位”。她认为，这对女性有利无弊，会使得她们能够做她们想要做的工作，而不会削弱她们的就业选项：“这会将她们从打上性别印记的岗位释放出来。”
这听上去令人期待。但在虚拟助手设计领域，卡塞尔对于性别的处理——完全消除其机器人的性别属性——非常罕见。该领域鲜有其他人对于技术的性别有如此深刻的思考。时下的人工智能产品大多数都没有体现这种社会觉悟。
女性缺乏行业影响力
跟很多从事科技或者安全领域的女性专业人士一样，罗夫经常是整张会议桌唯一的一名女性。
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 2014年的研究发现，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女性在科技领导岗位中的占比只有11.2%，亚洲是11.5%，拉丁美洲是13.4%，北美洲是18.1%。根据来自白宫和纽约大学信息法律学院举办的讨论会的一份报告，在整个科技行业，“女性占比非常低。”该报告还称，“这种情况在AI领域甚至更加严重。”
对女性在该领域缺乏影响力的担忧，部分因为很少女性进入该行业。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中，女性的占比分别约为18%和21%。埃森哲和Girls Who Code的联合研究预计，到2025年，女性在美国科技类岗位中的占比将达到五分之一。
目前已经有一些项目在努力纠正修正这种现象。例如，2015年，斯坦福大学创立了一个面向高中女生的人工智能项目，以期解决科技行业女性从业人数较少的问题。
罗夫指出，女性还必须努力争取代表出席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规划会议的机会。
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2016年10月的报告《准备人工智能未来》称，缺少女性和少数族裔，是“计算机科学和AI领域最重大和最亟待解决的挑战之一。在《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发计划》中，该委员会将“提高公平性、透明度和设计责任性”列为优先事项。该报告警告称，人类必须能够清楚解释和评估智能设计，以实施监控以及让系统为偏见问题负责。该报告最后呼吁科学家们研究公平正义、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思考如何更责任地在人工智能的架构和工程设计中加入对这些问题的考量。
像罗夫这样的女性想要进一步推动这种呼吁行动。在她看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她认为，女权主义伦理观和理论必须要作出表率。她还说，“女权主义者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些关系，”会提出种种有关未来技术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以及当中所有的阶层等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