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第一款车面向的是大学和企业园区这样的受控环境，最终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共享的自动出租车队。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也许正在建立新的认识。
去年10月，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白宫报告有多个脚注提到，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学者。
然而一些科学家说，学术论文的数量对我们了解创新状况并没有太多帮助。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只是最近才开始将AI列为其军事系统的一个重点。
“我认为中国在AI系统上绝对是在进步的，但跟美国还差得很远，”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海军武器分析师、曾在印度军方任职的阿皮季德·辛格(Abhijit Singh)说。
在中国亲身参与了人工智能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却有着不同看法。
“中国论文作者是AI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并且他们的地位在过去五年有大幅提高，这一点毋庸置疑，”台湾出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李开复说，他曾在微软和谷歌的中国研究实验室的创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开复如今是一名风险投资者，在中国和美国都有投资项目，他承认美国依然是全球领导者，但他相信，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幅缩小了。他的公司创新工场最近在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了6.75亿美元。
“用国际象棋打个比方，”他说，“我们也许会说，特级大师大部分仍在北美，但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大师级AI科学家。”
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硅谷和中国在投资和研究上有着紧密联系，而美国AI研究社区的开放性也意味着，最尖端的技术可以轻易为中国所用。
除了像百度这样在硅谷创设人工智能实验室，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中国公民频频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课堂上。
斯坦福教授理查德·索科尔(Richard Socher)说，中国人很容易分辨，因为在最初几周过后，他的学生往往会逃课，选择看授课视频。而中国的旁听生会继续来上课，坐在教室前排。
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只是其中一项。
去年，中国还启用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取代了另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快的中国机型。这台新超级计算机被认为是中国开始推动创新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要摆脱原来的角色，即作为一个制造中心，去生产美国等其他国家设计的设备和零部件。
新计算机的处理器是由中国自主设计的，从中可以看到要成为创新中心的意愿。此前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使用的是英特尔的至强处理器；在该计算机上线后，美国禁止了针对中国的相关芯片出口，以期限制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和世界上的其他超级计算机一样，这台计算机有多种用途，本身并非一种直接的军事挑战。例如它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状况的建模，或进行大型数据集分析。
但是中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类似进步可能会用于推动机器学习研究，那将是可以用于军事的，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的防务功能，比如模拟核武器测试，或破解敌方的加密。
另外，中国政府和商业技术项目之间有着相对融洽的关系，美国则不然。五角大楼近来重启了自己在硅谷的滩头阵地国防创新实验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简称DIUx）。此举意在针对硅谷更迅速、更多变的风格，反思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外包实践。
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对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控措施的揭露，给硅谷和政府的关系造成了至今尚未修复的损害。许多硅谷公司仍然不太愿意与五角大楼走得太近，担心那样会让自己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
“有一些比较小的公司，算是决定了要涉足国防业务，比如Palantir，”华盛顿智库“新美利坚”(New
America)未来战争专家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说，他所提到的是一家由风险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