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IBM的专利数达到了9043项，再次拿到美国专利冠军。其中，1400项是跟人工智能有关，1900项是跟云计算有关，1200项跟网络安全有关，IBM的发明创造来自于四十几个国家的8000多位科研人员。
IBM目前是唯一可以把20个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服务挂在网上的公司，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使用，同时也推出了50个量子位的原型。我们去年发布了5纳米芯片技术，发布了单原子存储技术，这些技术都有着巨大的商业化应用前景。所以，回到你关于舞台中心的问题：在相当多的重大前沿科技领域，IBM毫无疑问依然是聚光点。
如何与总部相处
《财经》：让我们回到中国市场，去年中国市场的表现怎么样，转型节奏与整个公司同步吗？
陈黎明：因为IBM的财务纪律，我无法透露具体经营数据，但我们的战略转型业务占比和集团是基本同步的，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2017年大中华区的业务可圈可点，比如云计算，IBM私有云进展非常好，总部也很认可。公有云方面，我们总体还是在稳步推进。在服务器、硬件系统方面，跟浪潮的合资这一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跟中国电子在Watson健康这个领域的合作、跟百洋在Watson肿瘤和基因方面的合作，也都是我们这一年的亮点。
《财经》：令人忧虑的事情是什么？
陈黎明：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发展这么迅速，创新的活力这么强，IBM在中国的业务不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抓住这一次的发展机遇。
《财经》：听上去不是担忧，而是希望总部给中国市场更多的资源。
陈黎明：能够得到总部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这个是最重要的。比如当初大中华区提出“3+3”战略，是自己搞的，而现在我们新业务规划是跟总部联手去做，这就会让内部统一变得更容易一些。
《财经》：总部有没有抱怨过中国市场的投入产出不相匹配？我们听到一个说法，大中华区营收占IBM总营收的比重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体量不相匹配。
陈黎明：具体数字我无法透露。IBM在中国的业务，早些年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这跟当时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客户对于我们的需求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企业也在成长，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下，增长的势头不像以前那么迅速，这完全可以理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必须在新常态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总部对此也很清楚。
《财经》：如果能从总部争取更多的资源给中国市场的话，您觉得哪方面的资源是最需要的？
陈黎明：资源需求取决于业务发展，当业务发展确实有这样的资源需求，比如某项业务前景非常好，需要资源就顺理成章。假如这个业务成长性不是很好，去要资源也会很纠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财经》：有时候是不是也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一方可能会说你先做出业绩再给你资源，另一方觉得你不给资源我怎么做出业绩？
陈黎明：不能完全这样讲，比如医疗健康这类新兴领域，前景非常好，以前基本是空白，我们现在要把市场创造出来，这时候资源是能得到保障的。关键是你要有说服力地把这个市场前景展示给总部，这是最重要的。
《财经》：大中华区EMT（执行管理团队）里的11个人是怎么构成的，大陆人几个，美国人几个、香港台湾人几个人？
陈黎明：还是华人居多，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加起来远超其他地方的。当然我们在选择EMT成员的时候并不刻意考虑来自什么地方，因为IBM本身是追求多元与包容的公司。倾斜政策是有的，比如女性高管比例，在我们这儿有考核指标。但政策倾斜主要体现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选拔人才时是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完全凭能力、凭实力。
《财经》：EMT成员是大中华区就能决定的吗，是否需要报美国总部批准？
陈黎明：我就可以决定。
《财经》：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您刚来的时候作为第一个本土大中华区董事长，还是蛮提振士气的。两三年之后，EMT团队的美国人、香港人、台湾人的比例又在上升了。
陈黎明：这个现象不存在。本土化是我们的人才战略，本土人才在这两年得到的提升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