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中国玩不转了吗？
《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本土公司这些年进步非常快，其实不光是华为、浪潮、BAT这样的大公司，在IBM战略转型业务领域里的初创公司势头也很猛，它们与跨国公司相比，技术差距在缩小，经营方式也更灵活，对此IBM有何应对之道？
陈黎明：中国公司的确成长十分快速，这既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创业者，也得益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简单来说可以用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来概括。IBM也从中国的这种巨变中受益很多。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这个现实跨国公司必须要面对。同时，作为有百年历史的跨国公司，在IBM合规是第一要务，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做任何一张单子都要合规，这方面我们是零容忍，绝对没有什么灵活性。
《财经》：早先的中国市场，IBM在技术上有绝对优势，哪怕销售上没有任何灵活之处，客户也得买IBM的东西，现在还有这个底气吗？
陈黎明：过去别人说IBM的员工从背影上都能看出来，那个时代今天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的很大原因是本土企业在很多领域可以跟IBM正面竞争了，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包括IBM在内的跨国公司为中国市场做了很多贡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技术不可能进入到中国来，本土企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型主机、高端存储、区块链、认知计算、量子计算等很多方面，毫无疑问IBM的技术依然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另外不要忘记IBM强大的服务团队，一个大型计算系统背后仰赖的不仅仅是计算机本身，还有卓越的服务。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如果宕机，都是以秒来计算，不是很多公司都能确保银行运营的平稳、安全、可靠。
此外IT公司中没有几家比IBM更懂得行业，我们服务行业这么多年，在行业知识上的积累不是哪个竞争对手短期内能具备的。比如搭建一个云平台并不难，你愿意花钱，给了你证照，你就可以搭起来。但搭起来以后如何让它用起来，数据回来后能不能理解分析，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就是IBM的优势所在。
《财经》：但是我们看到IBM的人才不断流失到本土公司。
陈黎明：所有跨国公司都存在人才流失问题，但是相比之下，IBM的人才流失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我们的创新、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的历史文化还是非常留人的。IBM每年都招聘很多毕业生，社会上也招聘很多，我就是外面来的，所以IBM也引进很多人才，对此我们没有太多的担心。
另一方面，人才流动对社会而言不是坏事，中国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增长了30年，成就了一大批本土企业，这些本土企业需要人才，而跨国公司是它们重要的人才来源。所以说，跨国公司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
《财经》：在当今这个剧变时代，对人才的定义有无变化？
陈黎明：过去讲“T”型人才，有一定的知识面，但更重要的是某一个行业的专业知识。现在是“π”型人才，既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比如程序员、架构师，同时对另一个或更多行业也有深度了解。“π”型的跨界人才现在远远供不应求。比如“跨国”，这对很多本土企业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要“走出去”。 “跨行”，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尤其是IT行业，要渗入到各行各业，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跨界人才。
《财经》：根据您的观察，中国最好的企业与美国最好的企业相比，差距是什么？
陈黎明：本土企业的进步毫无疑问可喜可贺。总体来讲，本土企业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多，目不暇接，但在硬科技方面还有差距，包括基础科研和应用科技。
《财经》：您如何评论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这种说法？
陈黎明：讲新四大发明针对性太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创新模式。我们过去的创新思路，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发展早期阶段这肯定没错，历史上很多国家都走了这条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是不是继续这种模式值得思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脱离不了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我们应当加大原创型创新，加大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中国的科研投入很庞大，但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应用开发要靠基础科学拉动，当然这个周期比较长，但是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可持续。